《孽子》的魅力并不单在动人的情节:固定的,却是以非平铺直叙、非秩序井然那样的手法,混杂着许多小故事细节加以铺衍渲染,一小段一小段地组合而成;一群失去社会位置的青少年在人生旅途上跋涉的回响,他们被交付给一个无法预先计划的生存的运气,在那样的生存方式里,感觉的直接性和幸存的诀窍往往会抹杀意愿和真正的希望;马尔桑以为,《孽子》的成功,其威力更多是来自作者的文笔,丰富而又令人不安,像上涨的江河那样;他诗意地把真实的氛围记录下来,又以黑夜如梦一般的面纱使它改观。我们读者,在缆绳已被截断的情况下,身不由己地投身入这场影子戏,由一群奇特、异常人物表演的严酷、令人痛苦的效果中,白先勇避免了通俗小说的漫无节制,却又适当地切应了当前现实中的焦虑。从这一层意义上看,描述台湾七〇年代的《孽子》与另一部同样出色的小说非常接近,那是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美国作家李奇(John Rechy)的《暗夜城市》(Cité de la nuit),白先勇应该读过。就像纽约时报广场和中央公园的黑暗一样,台北新公园的黑暗掩护着被排斥的青少年,他们是没有出路的冲突的受害者,不过他们仍然是英雄,他们创造了不同的神话;在这些神话中,嘲讽、妄想和狂热痛批虚伪社会的谎言。马尔桑认为白先勇描绘的是一个边缘世界,在被接纳的边缘之内的边缘:“我们这个王国,历史暧昧,不知道是谁创立的,也不知道始于何时,然而在我们这个极隐秘、极不合法的蕞尔小国中,这些年,却也发生过不少可歌可泣、不足与外人道的沧桑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