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日德兰海战100周年！通过亲历者的眼睛，身临战场！透过当事人的笔端，体会心境！
  
  
  内容简介
  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两支强大的舰队，在北海深处不期而遇。一场钢铁巨人之间的惊天对决旋即展开。这是工业时代的海洋上最为壮丽的战争史诗。三位历史亲历者带领读者走进战场，去领略那铁血硝烟和惊涛骇浪。
  作者简介
  乔治·冯·哈瑟：1916 年5 月31 日至6 月1 日，乔治·冯·哈瑟中校以战列巡洋舰德弗林格号上的第一枪炮官的身份参加了日德兰大海战（德国人称其为斯卡格拉克战役）。他的回忆录不仅揭示了德国人视角中的战役过程，同时也为我们真实展现了无畏舰时代的海上战斗的情景。
  莱因哈德·舍尔：1916 年5 月31 日至6 月1 日，德国公海舰队在莱因哈德·舍尔海军中将的指挥下，参加了日德兰大海战。本书节选自他的回忆录《世界大战中的公海舰队》。
  约翰·杰利科：约翰·杰利科海军上将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就任英国皇家海军大舰队总司令。所谓的大舰队（the Grand Fleet），是指战争期间屯驻苏格兰斯卡帕湾基地的英国主力舰队。它是英国用于对抗德国公海舰队的中坚力量。丘吉尔曾经将杰利科称为，唯一一个可以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里，令英国输掉战争的人。由此可见杰利科上将所肩负的重任。1916 年5 月31 日至6 月1 日，杰利科上将指挥他的大舰队参加了日德兰大海战。本文摘自其回忆录《大舰队1914-1916：创建、发展和作用》。
  孙晓翔：资深军事历史研究爱好者，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出版《希望与毁灭：第三帝国空军的最后一年》，收到广泛好评。
  目　　录
  译序
  基尔和日德兰（by 乔治·冯·哈瑟）
  斯卡格拉克战役（by 莱因哈德·舍尔）
  日德兰海战（by 约翰·杰利科）
  译后记
  
  前　　言
  人类以海洋为舞台的战争已经绵延数千年。如果以海战的技术方式作为标准，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代。而每个时代都会推出自己的英雄和典范。例如，萨拉米斯海战标志着古典时代海上战争的巅峰。在这个时代，海战以舰船为基本战斗单位，以撞击作为主要交战手段。雅典海军正是借此粉碎了波斯帝国的野心。但是随后，罗马人改变了游戏规则。他们利用“乌鸦”吊桥装置，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步兵优势，从而将海战变成了海洋上的步兵肉搏战。凭借此种技术改进，罗马人消灭了宿敌迦太基人。但是直至一千多年之后，西班牙人才在爱琴海上的雷班托岛附近，将此种作战方式推向顶峰。在此之后，技术发展再次峰回路转。随着火药和大炮的普及，水兵手中的轻兵器迅速贬值。海战再次回归到以舰船为基本单位的模式。只不过这一次，古老的撞击战术被新兴的火炮所取代。海战变成了舰船之间以高度机动性为基础，以火炮为主要攻击手段的搏杀。正是凭借此种技术革新，伊丽莎白女王的御前海盗德雷克，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雷班托的余晖终于在英吉利海峡落幕。英格兰一跃成为世界海洋的主人。此后三百年间，人类的经济、技术水准都大为提高。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出现，使得战舰从依赖风力驱动的木头，变成了依靠蒸汽驱动的钢铁。但是依靠大舰巨炮决胜负的海战模式，仍然一如既往，终于在1916 年的日德兰海战达到了顶点。
  日德兰海战堪称人类海战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海战，都体现为军舰与军舰之间，士兵与士兵之间的正面对抗。除了拜占庭舰队利用希腊火暗算阿拉伯舰队以外，人类的海战史总是充斥着一种壮烈与荣耀的气氛。交战双方就像古典时代的贵族武士，带着荣誉走向战场，直面对手，一决胜负。然而在日德兰的战场上，海军航空兵第一次参与到大规模的舰队对抗行动中来，从而预示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海战将从军舰与军舰之间的对抗，演变为海洋上的空中战争和空地较量。身形渺小的飞机，取代了海面上的庞然大物，占据了战争舞台的中心，犹如手持弹弓的大卫打败了巨人哥利亚。日德兰海战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它是传统海战时代的一场盛大葬礼，同时也是一个全新海战时代的接生婆。
  百年来，围绕日德兰海战的书籍早已汗牛充栋。而本书的特点在于，从两个层面来呈现这场战役。
  首先，通过《基尔和日德兰》展现这场战役的战术层面。作者哈瑟中校是德国海军中的炮术专家。他以战列巡洋舰德弗林格号第一枪炮官的身份，参与了斯卡格拉克战役（德国人对于日德兰海战的称谓）。其回忆录的价值在于，从一名身处一线的官兵的视角，观察了战役的全过程。这不仅有利于读者从德国人的视角审视这场海战，更重要的是，它呈现了无畏舰时代海战的技术细节。这些技术细节对于加深对海战的认识和理解，至关重要。
  其次，是通过交战双方的两位舰队总司令的回忆录中关于日德兰海战的内容，展现这场战役的战略层面。这两位亲历者，从他们各自的视角，叙述了他们在这场战役中的经历。相信读者在自行比对他们双方的叙述之后，能够对这场战役形成一个较为全面且相对公正的印象。
  平心而论，迄今为止所出版的关于日德兰海战的书籍和文章中，堪称优秀者绝不在少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档案的解密，再加上其他各类的资料，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完全有能力调用成吨的文献档案，来还原这场海战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的每一个细节。在此基础上所撰写出来的著作，要比那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更加全面和准确。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录已经因此失去价值了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弄清楚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究竟在哪里。
  在以往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世界各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明，曾不约而同地将历史视为一种艺术。这种艺术所要表现的，与其说是绝对真实而客观的存在，不如说是为了让社会精英从这种艺术中获取有益的经验教益。没有人会把吟唱着特洛伊故事的荷马视为历史学家。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从他的故事里获得启发。数千年后，远在东方的司马光，更是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撰写历史的目的：鉴古知今，资于治世。也就是说，阅读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些已经逝去的，而是为了当下仍然存在的。
  然而自19 世纪以来，将历史作为艺术的古老传统逐渐消亡。以至于今天，人们将历史学等同于物理学这样的针对绝对客观世界的研究，希望从中找到类似于牛顿力学定律那样的绝对正确且永恒不变的真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历史学正在演变成考古学和考据学。
  只要收集到足够数量的史料，人们不难通过堆砌这些史料，来还原某个历史事件的所有细节。但是这样的细致描述，只会受到学院里的专职学者和学院外的少数珍玩爱好者的青睐，而对于千千万万喜欢阅读历史的普通人，却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正如一个人，无论他多么细致地研究一个乾隆朝的景泰蓝花瓶，也不可能对那个历史时期有一个整体印象。相反，一个人只需大略阅读几遍《红楼梦》，就能对曹雪芹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有一个大体直观的认知。
  阅读历史的目的，在于增进读者对于世界和人性的了解，而不是仅就某个事件本身做无穷无尽的细节考证。前者是历史研究的真谛所在，要求把握整体，认知精髓；而后者只是技术性的考古工作，总是孜孜以求于细枝末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的价值才得以凸显出来。因为这些文本反映了当事人在面对那个历史关头时，所表现出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模式。他们的成败功过皆由此引出。对于其中的因果关系的探究与评价，正是后人可以借鉴和学习之处。当然，基于种种个人利益的考虑，亲历者在撰写回忆录时往往也会有意无意地扭曲事实，以便涂抹和洗刷自己。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歪曲之辞，也有其价值所在。因为鉴别这些虚假信息本身，就能帮助读者从反面了解历史的真相，以及当事人的心态。
  另一方面，坐在书斋里的历史学家们只能用廉价的后见之明来还原历史。这虽然有助于解释最终结果，却无助于真正把握其中的过程。所以他们的叙述尽管经常细致入微，但在总体上显得隔靴搔痒。这绝非个人智力不足所致，而是基于一条古老的经验法则：旁观者的后见之明不能代替当事人的亲身体验。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才需要将这些百年前的回忆录翻译出版。坦率地说，百年前的这三位作者，在他们落笔著述之际，他们心目中的读者也仅限于他们所熟悉的那个欧美世界，特别是同时期各国海军界的同仁。他们肯定从未考虑过，有朝一日，他们的著作会在遥远的东方世界面世，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的读者。而且，当时人们的文风言辞与今天也颇有差异。这些因素使得整个翻译过程中经历了诸多困难。然而无论如何，还是本着尽可能忠实原著的原则，将它们译出。
  由于这些回忆录由英德双方人员撰写，而他们对于某些基本概念的认知差异，使得三篇译文在一些细节上有明显的不一致之处。首先，德国海军采用的是中欧夏令时，而英国海军采用的是格林尼治时间，所以德国人的时间记录要比英国人快两个小时。其次，双方采用的距离单位不同。英国舰队司令杰利科习惯于英国人的长度单位码（yard）和英里（mile）。而德国人是公制单位的拥护者，使用米（metre）和海里（nautical mile）。第三，对于自己所指挥的完全以战列舰为核心的舰队，杰利科习惯于将其称为战列舰队（battle fleet），而舍尔则将其称为主力舰队（main fleet）。此外，双方军事条令中的某些术语也不一致。一战时期的德国海军，并未正式采纳“驱逐舰”这个概念。所有小型的以鱼雷为主战兵器的舰艇被统称为鱼雷艇。而按照英国海军的标准，这些舰艇就是驱逐舰。杰利科也是如此称呼它们的。而舍尔则坚持称它们是鱼雷艇。需要强调的是，两篇德国人的回忆录，都是根据现有的英文版翻译而来。其中已经夹杂着某些英国人的称为习惯。例如，哈瑟中校的回忆录中，已经采用了“驱逐舰”的称谓；而舍尔将军的回忆录中，则出现了“英里”的单位。基于遵照原文的精神，这些都被如实翻译。
  本书所选取的三篇回忆录，均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然而近百年来却无缘于国人。由于哈瑟中校的回忆录篇幅相对较短，这次得以将其完整译出。这是此书首次以完整译本的形式面对中国读者。至于舍尔和杰利科的回忆录，由于其篇幅较长，当前只能满足于节选其中的片段，而暂时尚无法提供完整译本。这个遗憾恐怕只能留待将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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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后记
  如译序中所言，本书所收录的三篇回忆录可以被分为战术和战略两个层次。这就要求读者运用两种方法，对这些故事做深入思考和分析。
  首先来看《基尔和日德兰》。作为一名基层军官，作者乔治·冯·哈瑟海军中校的视野并不宽广。他的叙述只能围绕着自己在战役中的具体工作展开。
  通读其著作，不难发现，在这位出身贵族的海军军官身上，深深印刻着他所身处的那个德意志帝国的两面性，即在微观层面上所展现出的精湛技术和在宏观层
  面上对世界的茫然无知。
  作为一名职业海军军官，哈瑟中校不厌其烦地向读者详细介绍了德国海军的火控系统和战术原则。字里行间充斥着一种理性的精神和自豪的情感。而以其在斯
  卡格拉克战役中的出色表现，他也的确有充分的理由，为德国的舰队、自己所服役的战舰以及自身的炮术水平满怀信心与自豪之情。甚至于，即便是在自己所
  不熟悉的陆战领域，哈瑟中校也能准确预见到，未来的战争模式将会借鉴海战的模式，从堑壕战转向以坦克为核心的装甲对决。这绝对是一种出色的洞察力的
  体现。
  然而，一旦离开自己熟悉的军事专业领域，哈瑟的认识就很肤浅了。在其著作的开头，哈瑟声称，自己拥有两种职业经历，即作为军官的经历和作为水手的经
  历。可事实上，由于德国海军的战略方针，大部分舰船仅被部署于本土水域。所以绝大多数德国海军军人并不像普通水手那样，能够周游世界，开阔眼界。哈
  瑟声称，自己曾在英国居住，也曾在远东服役。但是其见识依然有限。也许海上的风浪磨砺了他的意志，但并未增长他的见识。
  于是，在其前言中出现了明显的种族主义论调。在正文中，又流露出对犹太人的偏见。这些不经意间的言辞，仿佛都是为日后的纳粹上台做舆论铺垫。而在关
  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他和他的同事——驻伦敦海军武官——穆勒中校一样，认识极为肤浅。所以毫不奇怪，哈瑟不可能真正认清，德意志帝国遭受战败和屈
  辱的原因，而只能一味归咎于同为白人兄弟的英国人的背叛和迫害。
  此种认知使得哈瑟在撰写其著作时满怀愤懑之情。其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该书的书名——基尔和日德兰。前者是英德友谊的典范；后者是英德敌视的巅峰。将
  截然对立的两段往事放在一起叙述，意味深长。今天的读者恐怕已难以体会作者当年的复杂心境。但作者仍在他的著中留下了线索。不可忘记，在日德兰海战
  爆发前数小时，在德弗林格号的大副——而不是舰长——的许可下，哈瑟带领其手下官兵进行了炮术训练。这个细节所反映的，与其说是德国战舰上的权力分
  配，不如说是当时泾渭分明的社会阶层划分。在一艘战舰上，舰长几乎就是神一般的存在。通常情况下，舰长总是待在自己的宽敞舱室里生活和工作。一年当
  中，只有在少数几个重要的日子里，他才会在军官餐厅里与手下军官共同进餐。至于下层士兵，在其整个服役期间，几乎都不可能看到他的舰长。只有在战斗
  状态下，舰长才会肩负起他的职责。至于平时与军舰运转的相关事宜，都交由大副负责决定和执行。只有理解了这样的背景，才能真正懂得，当哈托格舰长对
  哈瑟的工作表示赞许时，后者所感受到的巨大荣耀。也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对于与沃伦德将军建立起来的深切友谊，哈瑟是多么的感激与珍视。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日后的敌对情绪充斥着愤恨之情。哈瑟以自豪的口吻叙述了他在日德兰海战中的经历，正是对这种愤恨之情的宣泄。只不过，哈瑟
  毕竟是一名高傲的贵族和受过严格训练的军官。即便带着情绪的写作，其笔下的记录——至少在细节方面——仍然大体公正可靠。事实上，哈瑟更愿意在陈述
  时抒发他的自豪情感，以至于他根本不屑于解释，为什么在德国舰队已经转向脱离了英国舰队的半圆形包围圈之后，还要转身杀个回马枪。这样的问题是舍尔
  上将无法回避的。而哈瑟只需记录下整个过程中的英勇行为，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此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哈瑟的价值取向。在其著作的末尾，这种取向表现的更加直白，即对荣誉和勇气的珍视。这绝非其个人偏好，而是那一代德国军官的共
  同追求。尽管时间已经跨入20 世纪，德意志帝国的军官们——无论陆军还是海军——仍然生活在一种近乎斯巴达式的精神氛围中。作为军官团的一员，哈瑟显
  然被这个团队的精神氛围所感染，并以此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和所有军官一样，他也会全心全意地追求古老的日耳曼贵族武士所向往的勇气观念，以及由此带
  来的荣誉感。为了维护这种荣誉感，德国海军当局可谓殚精竭虑。例如，军官在提交结婚申请时，必须附带女方家庭的财产和收入证明，以防与社会下层通婚
  。而这会被视为不名誉的行为。海军部甚至明令禁止军官参与到任何赌博活动中，以防个别人因欠下赌债而声名狼藉，影响到军官团的声誉。
  需要指出的是，对荣誉和勇气的珍视和追求，使得以哈瑟为代表的德国海军军官们，具备了卓越的业务能力，使得德意志帝国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建立起
  一支能够挑战世界一流海权国家的舰队。但是，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被吸收进军官团，并取得如此成就，至少其经济层面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是出身于家境殷实
  的社会上层家庭。其中许多人还是贵族出身。这意味着，这些人从不需要为经济问题操心，因而可以心无旁骛地钻研自己的业务。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这些生
  活在20世纪的古代武士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他们在视野上更接近于同时代的技术专家，虽然精于本职工作，却对自身生活以外的世界茫然无
  知，根本看不到德意志帝国所面临的外部和内部问题。
  20世纪初的德意志帝国，至少在其统治阶层看来，其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由于社会的快速变迁，导致的社会阶层的流动。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正威胁
  着传统的容克地主的统治地位。正是为了维护这种地位，作为容克地主重要政治代表的军官团，才会竭力将贫寒子弟挡在门外。
  像哈瑟在文中一再提及的瓦尔德泽克准尉，此人显然才华不凡。然而虽然名义上也是军官，但他与哈瑟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层。哈瑟的人事档案归海军内阁
  管理。而这个内阁又直接对皇帝负责。所以威廉二世才能在外国人面前自信的宣称，他认识自己的军官。而瓦尔德泽克的档案只能与那些军舰的档案一起，归
  海军部管理。该部门的首脑提尔疲茨上将，是没有时间、精力和心思来认识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即便在海军中奋斗一生，瓦尔德泽克顶多能成为一名老
  资格的下级技术军官。他绝无可能升迁至哈瑟所处的地位。
  为了维护这道阶层间的鸿沟，容克地主们一再挑起国际争端，试图转移社会内部矛盾，最终将帝国陷于四面树敌的战争中。而一旦战事不利，他们在和平时期
  所竭力维护的那个社会阶层鸿沟，就会成为舰队叛乱和社会分裂的导火索，最终变成压垮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像哈瑟这样的贵族——基于他们狭隘的世
  界观——对于此问题似乎浑然不觉。即便是在战败之后，不见他在文中对此问题有多少反省之辞。从这个角度看，德意志帝国的覆灭，实属咎由自取。
  与哈瑟的回忆录相比，舍尔和杰利科的回忆录都着重于对这场战役的战略层面的回顾。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当事人的许多决策的评价与判断，也就使得他们撰
  写回忆录的动机变得更加复杂。日德兰海战的结果不可能令他们两人感到满意。所以他们肯定是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来叙述这场战役的。并希望以出版回忆录
  的形式，在自己的同僚和后人面前，维护自己的名声和历史地位。
  同样的动机使得舍尔和杰利科两人的回忆录表现出不少相似性。其中最明显之处就在于，在他们叙述这场战役时，两人不约而同地描述了战役过程中各自舰队
  的航向和队形变换问题。这些细节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显得过于枯燥。但两位作者显然都乐此不疲，以至于不厌其烦。这说明，在他们自己心目中，他们都自
  视自己是一名熟练的老水手，并为此深感自豪。而且他们唯恐世人未能意识到这一点。
  至于其他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在叙述过程中，尽管无法对总体过程和结果做任何歪曲，但仍可对诸多细节做某种“修饰”。这些就必须从细节中去寻找了。
  其中一个较为明显之处在于，杰利科声称，在战役打响之前，他只是率领舰队出海做例行巡逻，最终在不经意间与敌人爆发了战斗。但是根据战后解密的档案
  ，英国人早已在其东海岸建设了一系列的无线电测向站。而德国舰队的任何大规模出击，都涉及必要的水雷清扫工作，由此会带来大量的无线电通讯。5 月30
  日，英国的无线电测向站发现，公海舰队的无线电发送信号来源与前一天相比，偏离了1. 5 度。英国人由此推断，舰队已经离开威廉港，进低杰德河口。这是
  舰队出击的明显征兆。杰利科遂能赶在希佩尔出发前三个小时，率领他的舰队出海。
  杰利科的回忆录出版于1919年。写作时间肯定还要靠前。他隐瞒出海的真实原因，显然是为了保护英国在情报领域的优势地位。这当然情有可原。但是在其回
  忆录中，还有许多处“修饰”，就可以被认为是完全出于私心的“掩饰”了。毕竟，对这位舰队司令官而言，日德兰海战带给他的，与其说是荣耀，不如说是
  尴尬。早在战争爆发时，皇家海军就将整个大舰队托付于杰利科。整个帝国都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带领皇家海军重现特拉法尔加战役的辉煌。然而作为舰
  队指挥官的杰里科，其表现远不如纳尔逊般英勇。除了少数几次靠近德国海岸的战斗以外，他的部队大多数时候根本看不到敌人的影子。更有甚者，即便掌握
  着优势兵力，他的舰队还是无法阻止德国舰队对英国东海岸港口的炮击行动。而最终，在苦等了差不多两年之后，当期待已经的舰队决战来临之际，结局却远
  不尽如人意。杰利科不仅让敌人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走，更是在敌人的打击下蒙受了惨重损失。
  杰利科完全清楚，他必须对这一连串令人失望的结果有所交代。所以在文章开头，杰利科花费了不少笔墨，试图阐明，他所身处的环境与百年前的纳尔逊迥然
  不同。后者当年只是皇家海军中的一支偏师，所以敢于承担风险，勇猛拼杀。因为即便作战失败，皇家海军的主力依然完整无缺。更何况在打败自己的过程中
  ，敌人肯定也会遭受相当损失。他们赢得下一场战斗的机会也就更加渺茫。而他杰利科的处境，类似于面对着诸葛亮的司马懿。由于自己就是主力部队的统帅
  ，不能指望还有更多的预备队，所以肩上的责任更加重大。在此情况下，谨慎就是第一美德。这不仅体现于战斗打响之前，更是贯穿于战斗始终。事实上，在
  已经取得战略优势的情况下，若非迫不得已，他们并不情愿投入战斗。因为这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可能会给敌人带来逆转战略形势的机会。更何况，从个人角
  度考虑，杰利科与司马懿一样，既然已经身居高位，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战斗就显得风险大而收益小。因为即便又一次赢得胜利，也不会给他们带来明显的收
  益；而如果失败，则必须由他们承担责任。所以维持现状，就是最佳选择。而他们的部下，往往都还怀有建功立业——进而加官晋爵——的梦想，因而更富有
  作战积极性。这往往成为令他们头疼的原因。
  无论如何，杰利科对于其行事谨慎的解释，尚且可以做到言之成理，自圆其说。但他对英国战列巡洋舰在战斗中表现拙劣的解释，就显得很勉强了。同样是在
  文中开头部分，杰利科排出了大量的图表，罗列了诸多结论。目的无非是要论证，英国战列巡洋舰在设计上存在瑕疵，以至于防护能力欠佳，从而导致它们在
  战斗中被屡屡击沉。但只需?宰魃钏迹纯煞⑾郑庋慕馐褪钦静蛔〗诺摹＝芾粕疲捎诜阑つ芰Σ蛔悖戮呐诘辉倜杏⒐搅醒惭蠼⒌牡┛鈂r ，导致发生灾难性的大爆炸。可是纵观全文，杰利科从未声称，有任何炮弹击穿大型战舰的甲板，落入舰体内部的轮机舱。后者与舰上的弹药库都位于舰体内
  部深处，且基本处于同一水平面上。而从顶视角度观察，任何大型舰船上的轮机舱，其所占据的甲板面积要远远高于炮塔所覆盖的甲板面积，所以其被弹率更
  高。然而，德国人的炮弹一再导致弹药库爆炸，但在命中甲板其他部位时，却无法贯穿到同样深度的轮机舱。由此可见，英国战列巡洋舰的防护能力并不差。
  弹药库的殉爆并非由德军的炮弹直接引发。后者只有在命中英舰炮塔时才能表现出最大限度的破坏效力。由此推断，德军的炮弹只是引燃了英舰炮塔内部的待
  发弹药。由此引发的火灾和爆炸冲击波，再通过弹药输送系统，波及下面的弹药库。这与其说是设计问题，不如说是松懈的操作纪律所致。哈瑟在其文章中已
  经清楚表明，在德国舰船上，弹药的存储和输送都必须遵循严格的条令。所以除了老旧的战列舰波墨恩号以外，德国大型舰船很少发生类似的灾难性事故。而
  以纳尔逊为楷模的皇家海军，更加强调攻击至上的精神。这导致官兵以牺牲炮塔内部的安全管理为代价，竭力提升火炮的射击速度。理论上，如果能在相同时
  间里倾泻出比敌人更猛烈的火力，那么就更有可能在敌人命中你之前将其消灭。但实践中，远距离射击时的精确度控制仍然是一个巨大障碍，从而在很大程度
  上抵消了射程和射速优势。而因此留下的安全隐患却是致命的。
  如果深究的话，作为大舰队的司令官，杰利科上将无疑对于舰队内部松懈的安全管理负有责任。而他手下的不少军官，很可能因此面临军事法庭的调查。而这
  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在杰利科的心目中，他的回忆录的很大一部分读者，就是他在军中的同僚和部下，所以他必须照顾到这些人的感情。事实上，在其回
  忆录的扉页上，已经清楚写明，这本书是献给舰队中的各级指挥官的。而在书中也屡屡体现出他对待部下的袍泽情谊。基于这些理由，杰利科无论如何不能将
  战列巡洋舰损失惨重的责任推到一线官兵的头上，而宁愿让设计部门担下罪责。
  如果进一步深究，至少战列巡洋舰不倦号和玛丽女王号的损失，还会涉及各级指挥官的失误问题。毕竟，贝蒂的舰队在拥有明显兵力优势的情况下，仍惨遭劫
  难，以至于英国的历史学家们必须切换视角，才能摆脱尴尬之情。“There seems to be something wrong with our bloody ships today.” 此言的确反映了
  贝蒂当时的从容镇定，但其中多少也透露出无可奈何之意。
  杰利科声称，他的情报来源表明，英国军舰拥有无可置疑的航速优势，所以他“有充分理由相信，贝蒂将军麾下的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可以轻易逃出敌军的火
  炮射程”。可是，作为一名资深指挥官，他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敌人采用迂回前进，分进合击的战术，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这种速度优势。事实上，这也正
  是舍尔的打算。果真如此的话，贝蒂的舰队能否逃离公海舰队的魔掌，实在是大有疑问之事。只不过，在最后关头，舍尔因救援心切，放弃了这个想法，使得
  贝蒂得以逃脱。也就是说，因杰利科的战术安排失当，导致他与贝蒂之间的距离过远，无法及时给予其支援，使得后者一度孤立无援，身陷险境。而他对此提
  出的解释只是，他相信，英国舰队的速度优势使其足以自行摆脱困境。此种无力的辩词只是为了掩饰，杰利科自己的判断失误。他虽然早已知道德国舰队出海
  的消息，但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一次敌人的兵力应该也不会太多。所以贝蒂的舰队足以自行应付局面。杰利科显然低估了舍尔的决心，未能料到公海舰队此次
  竟会倾巢而出。
  除了要为自己的失误做掩饰之外，杰利科还得费心为他的部下打掩护。他泛泛的宣称，当贝蒂的战列巡洋舰准备与敌人交战时，“伴随贝蒂的第5战列舰中队，
  此刻仍在朝西北偏北方向航行。它与战列巡洋舰的距离增至10000码。”但却没有对此做出解释。
  只需稍加思索，即可明白，这是英军指挥官的一个明显失误。贝蒂中将和伊文-托马斯少将都应该为此承担责任。杰利科一再强调，他的舰队面临着通信技术方
  面的困难。信息传递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延误。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另一方面，信息传递方面的人为错误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第5战列舰中队显然未能及
  时领会上级的意图，因而在初步交战阶段缺席。这对于不倦号和玛丽女王号的损失，负有间接责任。
  事实上，伊文- 托马斯不能及时收到和执行贝蒂命令的例子不止这一处。舍尔将军提供的战场形势图上，清楚地表明，当第5 战列舰中队终于投入战斗时，他
  们明显处于贝蒂的身后。且由于距离尚远，只能与希佩尔舰队中的后部舰艇交战。然而当贝蒂发现公海舰队主力，进而及时转向向北逃遁时，伊文-托马斯少将
  显然又一次表现迟钝。他的位置原本较为靠北。如果及时收到命令并转向，那么在转向之后，他就会处于贝蒂的前方。可事实是，直至贝蒂转向并与自己拉进
  了距离之后，他才回过神来。以至于，当第5 战列舰中队完成转向时，他们再次处于贝蒂的身后。更糟糕的是，由于时间上的耽误，伊文-
  托马斯发现，当他的战列舰完成转向之后，自己竟身处德国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的夹击之下。
  此种失误显然不能归咎于信号传输的技术限制，而只能是当事人的主观错误所致。杰里科暗示，由于第3 战列巡洋舰中队前往斯卡帕湾进行炮术训练，所以临
  时将第5 战列舰中队配属给贝蒂。这一临时调配导致双方的协调出现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在日德兰海战前，贝蒂与伊文- 托马斯有足足八天时间，强化两支
  部队的协调。但这段时间显然被浪费了，以至于在战场上屡屡出现失误。幸亏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船坚炮利。除了厌战号战列舰因伤退出以外，其余各舰损
  伤不大。如果换做是其他较老式的战列舰，很可能会遭受进一步的损失。
  尽管英国战列巡洋舰在战役初期损失惨重，但是必须承认，贝蒂还是出色完成了诱敌任务。由于自己的失误，舍尔竟然将整个公海舰队带到了杰里科的大舰队
  面前。而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德国人一直竭力避免之事。如今竟然晚节不保。更糟糕的是，德国舰队是以不利的态势投入到与大舰队的战斗中的。他们两次以
  单纵队阵型，冲击已经展开的英国主力舰队，从而令后者两次占据有利的T 字横头阵位。
  根据哈瑟中校已经在其著作中对于此种阵型的介绍，英军显然处于有利境地。然而杰里科竟然错失良机，未能全歼敌人。当夜幕降临之后，杰里科再
  一次表现拙劣，从而令德军成功地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溜回了他们的老巢。
  这个结局无疑令他倍感压力。所以在其回忆录中，杰里科对于由其亲自指挥的战役后半部分，做了非常详尽的叙述。通读其全文，可以发现，这个结局虽然令
  人不快，但责任并不在杰里科。他已经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明智和审慎。
  首先，杰里科面临着指挥方面的困难。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技术水准，战列舰的主炮射程已经相当可观。这意味着，一旦敌舰的身影出现在远方的海平面
  上，指挥官就必须迅速做出应对的决定。舰队的规模越大，这方面的压力也就越大。百年前的拿破仑战争时代，由于舰载火炮射程有限，纳尔逊可以在接近敌
  人的过程中，从容思索，究竟如何排兵布阵。而他杰里科，却必须在敌人出现在视野之内后，立即定下作战方案。如若不然，自己麾下庞大的舰队，不仅无法
  发挥数量优势，甚至有可能遭到敌人各个击破。这就迫使杰里科，不能依赖自己的观察获取情报，而必须指望舰队外围的警戒兵力，向他通报敌人的位置、航
  向、航速，以及兵力构成等信息，以此决定自己的应对举措。偏偏英军的信息传递并不顺畅。通信技术限制只是一个因素。杰里科在文中多次提及，他向部下
  发出询问，要求后者及时反馈信息。由此可见，除了古德诺夫准将以外，英军各级指挥官普遍缺乏主动性。所以杰里科得到的情报总是很零碎，且经常相互矛
  盾。
  与此同时，天色渐晚，夕阳西下。战场上的光线正在急剧衰竭。而战场上的数百艘战舰，都在竭力喷吐出浓烟。此外，战斗中的大炮还会散发出更多的炮口烟
  雾。随着时间的拖延，战斗的升级，能见度越来越糟糕。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获取信息的困难性。
  面对这些困难，杰里科完全遵循谨慎第一的原则，直至最后时刻，才定下排兵布阵的方案。而一旦战斗开始，他还需要面对德军的鱼雷威胁。这又进一步限制
  了英国舰队的实力发挥。
  总而言之，杰里科所拥有的优势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明显。表面上，他拥有264门12至15英寸口径大炮，对阵舍尔的约200门11至12英寸口径大炮。但是，糟
  糕的通信系统、恶劣的战场能见度，以及需要时刻提防的德军鱼雷，使得大舰队无法充分发挥自己在主力舰数量上的优势地位。英军的所有大炮不可能在同一
  时间里清楚观察敌人，所以不可能实施大规模齐射。在烟雾弥漫的海面上，射击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且不时被来袭的鱼雷所打断。
  既然如此，那么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就是明智的选择。事实证明，杰里科的小心谨慎换来了明显的回报。尽管德国舰队多次发动鱼雷艇冲锋，但是除了马尔
  波罗号以外，英军的主力舰全都有惊无险，安然无恙。
  在当晚的夜战中，杰里科继续小心翼翼，避免触发主力舰之间的战斗。这是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会做出的决定。由于在夜战中敌我识别极为困难，大规模夜
  间战斗势必演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混战。英军的数量优势无从发挥。损失却必定可观。甚至连一心求战的舍尔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纯粹依赖运气
  的战斗。杰里科更没有理由接受。这也就意味着，强大的英国舰队在这个晚上秉持较为消极的作战态度。
  另一方面，基于克劳塞维茨所定义的“战争迷雾”，杰利科似乎有理由对其部下在这个夜晚的表现，感到满意。他可能真诚地相信，麾下的第12 驱逐舰支队击
  沉了一艘德军的主力舰。正如同德国人真诚地相信，他们击沉了一艘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这样的错误在事后不难得到纠正，但在那个晚上，无疑对于决策
  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如何，应该承认，杰里科带领他的舰队，平安度过了这个危机四伏的夜晚。对他而言，这就是胜利。
  持流俗之见的公众，很可能会魅惑于靓丽的数字，因而责备杰里科的无能。毕竟，是他放跑了德国人。但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首先要考虑的是总体的战略形势
  ，而不是在具体战绩上锱铢必较。战争初期，戍守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德军第6 和第7 军团，因过分看重本部队的战绩和荣誉，从而对当面处于进攻中的法军起
  了坚决反击，一举将他们赶回了巴黎附近。然而法国人的败退恰好使其得以及时调整部署，迎击自比利时赶来的德军主力。而德军的战术性胜利，恰恰毁掉了
  他们精心策划多年的施利芬计划。杰里科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即便是在指挥舰队做战术运动时，他的心里仍然装着战略全局。他从来不曾迷失方向。因而虽然
  吃了点儿小亏，却始终不曾闯下大祸。与之相对的，德国舰队虽然赢得了战术性胜利，却无法逆转战略形势。从这个结果看，杰里科不曾辜负大英帝国赋予他
  的职责和使命。正如哈瑟带着苦涩的口吻所承认的那样：“一个海军上将，指挥他的舰队在一个荒凉的地方待了四年，并最终以此地名受封爵位。然而这四年
  间，这支英国舰队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力，并且使我们的舰队最终在斯卡帕湾走向终结。这是斯卡帕子爵的胜利。”
  与杰利科相比，舍尔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他不仅要为自己辩白，还要为德国舰队正名。而这两者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表面上，舍尔与德国政府的态度高度一致，竭力宣称他所指挥的斯卡格拉克战役是一场胜利。然而在其内心深处，他的想法绝非如此。哈瑟曾简单提及，当舰
  队返航后，皇帝陛下曾亲临视察，慰问官兵。事实上，前来慰问的绝不止威廉二世一人。包括巴伐利亚国王在内的众多达官显贵都迅速抵达了威廉港。而慰问
  自然会包括褒奖有功人员。作为巴伐利亚人的希佩尔将军，就从巴伐利亚国王手中接过了贵族称号。从此以后，他可以在签署自己的名字时，堂而皇之地写上
  “冯·希佩尔”。而当威廉二世向舍尔授予类似荣誉时，却遭到了后者的拒绝。
  两名将军的态度差异值得玩味。很明显，德军的战绩大多由希佩尔的战列巡洋舰部队取得，所以他可以坦然接受这个象征着贵族头衔的“冯”。而在舍尔看来
  ，他的主要功绩，与其说是痛击对手，不如说是在踏足陷阱的危险关头，率领部下实现了胜利大逃亡。这样的“胜利”，当然不足以成为接受奖赏的理由。相
  反，他还必须做出解释，何以将德国人民辛苦打造——并且此前一直细心珍藏——的舰队，带到了英国大舰队的面前，而且差点儿陷于灭顶之灾。
  进而，如果斯卡格拉克战役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那么整个德国舰队的荣誉和意义，也将受到质疑。毕竟，这支舰队花费了德意志帝国巨额的资源，并
  且成为一战爆发的重要因素。然而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显得得不偿失。而正如哈瑟所言，在一战结束之后的这段动荡岁月里，舍尔有义务和责任维护德国海军
  的荣誉与名声。同时，这也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名声。他的回忆录无疑包含了这两个层面的目的。
  幸运的是，舍尔是在阅读了杰利科的回忆录之后，才撰写和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这使其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当然，与哈瑟一样，作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德
  国军官，舍尔无意篡改任何已经发生的事实，甚至不屑于利用杰里科的失误之处。所以在他的回忆录里根本未提及所谓的“由于无线电干扰，导致英国舰队通
  讯失灵”的事情。但是，对于所发生事件的解释，舍尔必须设法予以修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撰写这本回忆录的目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在修饰过程中所暴
  露出来的“硬伤”，从反面揭示了真实的历史。
  在第一阶段的战斗中，尽管英国战列巡洋舰队惨遭重创，但是贝蒂还是达成了诱敌任务。这无疑是舍尔的指挥失误。对此，在回忆录中，舍尔只是轻描淡写的
  声称“敌人已遭到打击，正在慌忙溃逃”。事实上，这是个严重误判。正是因为舍尔对英国人的举动做了一厢情愿的判断，使得德国舰队在随后的
  战斗中陷于极端被动的境地。
  由于歼敌心切，舍尔做了最大限度的兵力集结，从而导致德军战列巡洋舰队放弃了他们作为侦察舰队的职责，而一心与当前的敌人交战。结果就是，整个公海
  舰队，在完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带到了英国大舰队面前。如果舍尔当时保有足够的警觉性的话，当发现贝蒂向北——而不是向西朝着英国本土——逃窜时，
  就应该引起怀疑。无论当前的形势如何迫切，恢复侦察舰队的本职工作，进而令主力舰队与其拉开距离。这些都是绝对必要的举措。果真如此的话，即便最终
  仍会与英国大舰队遭遇，舍尔也能提前获得警报，做出应对举措，而绝不至于像后来那样，要依靠危险的全体转向动作，才能摆脱危机。
  紧接着，舍尔又犯了第二个错误。当舰队全体转向，逐渐脱离英军的火力范围后，舍尔又一次下令转向，杀个回马枪。在回忆录中，舍尔声称此举是有意为之
  ，以扭转当前的不利形势。但这种事后解释过于勉强，很难令人相信。因为此次转向后，德军很快就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以至于不仅要重复刚才的危险的全体
  转向动作，还必须令战列巡洋舰队发起敢死冲锋，吸引敌人火力。靠着这两条疯狂的命令，公海舰队主力才最终化险为夷。而战列巡洋舰队也很幸运，最终死
  里逃生。但在当时，这个结果绝非人力所能预料。毫无疑问，舍尔当时已经做好了牺牲战列巡洋舰队的心理准备。无论怎么看，战列巡洋舰队的悲壮冲锋都不
  像是一场有计划的战斗，而是危急状况下的不得已之举。其后果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由此推断，即便是在与英国大舰队初次遭遇之后，舍尔仍然未能正确判断形势。此时，杰利科的战列舰队已经与贝蒂的部队会合。所有主力舰正在依次展开，
  排成一个巨大的单纵队弧形阵列。但也许是正在急剧衰减的战场能见度，导致舍尔未能认清形势。他要么是低估了当面敌人的规模；要么就是即便已经准确判
  断出敌方兵力规模，但对其阵型仍缺乏认识。总而言之，由于误判形势，使得舍尔认为，他刚才所遭遇的敌人已经朝南方驶去。于是他下令第二次反转方向，
  旨在从英国舰队尾部穿过。如果一切顺利，他可以沿着这条航线一路穿过斯卡格拉克海峡，进入波罗的海。届时，就算英国人发现他的踪迹，也不敢冒险跟踪
  德国人进入这片狭窄海域。但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已经完全展开的英国大舰队，会排列成一个如此巨大的弧形，以至于再次东进的德国舰队仍然一头撞在了
  英国舰队的战列线上，险遭覆灭之祸。
  在接下来的夜战中，舍尔的表现倒是可圈可点。凭借着他的冷静、坚强和果断，德国舰队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夜晚，成功穿越英国舰队的封锁线，实现了胜利大
  逃亡。
  但是这样一场胜利却令舍尔倍感尴尬——甚至感到后怕，以至于他的感情和理智发生了冲突。战斗结束之后，在呈送给皇帝的报告中，舍尔一方面坚持声称“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作为主力舰的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仍将是海权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承认“即便是公海舰队最成功的作战行动，也不可能迫使英国屈
  膝投降……如果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赢得战争的胜利，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潜艇攻击英国的海上贸易，进而切断这个国家的经济生命线。”
  一支无法改善战略形势的战列舰队，如何能成为海权的基石呢？如果必须依靠潜艇战赢得胜利，昂贵的战列舰队的价值又在哪里呢？对于这些问题，舍尔只能
  选择视而不见。作为一名老兵，他必须维护舰队的声誉；作为一名高级将领，他又必须谋取胜利。两者之间的冲突之处，就只能做模糊处理了。
  这一系列的失误与矛盾的背后，事实上隐藏着德国海军的深层次战略困境。德意志帝国从未奢望它能打造出一支与英国相媲美的舰队。但是基于一个基本假设
  ，一旦战争爆发，英国舰队就会冲到德国海岸附近，对德国港口实施近距离海上封锁。这就使得相对弱小的德国舰队，能够依靠潜艇、水雷和鱼雷艇，削弱进
  犯的敌人，从而为双方的主力舰队决战创造条件。奈何一旦战争爆发，这个脆弱的假设就化为泡影。杰利科谨慎行事，用远程封锁取代了近海封锁。英国大舰
  队根本无须靠近德国海岸，即可达成同样的战略目的。于是，战前始终专注于打防御战的德国海军，现在被迫成为攻势战略的拥护者。又由于实力不济，发动
  全面攻势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德国海军从未想过要与英国大舰队正面对抗。唯一的折中办法就是，以战术性攻击行动作为诱饵，将小股英军引入公海舰队
  的伏击圈，加以歼灭。如此即可缩小双方的总体实力差距。
  从1914 年底开始，德国舰队屡屡炮击英国海岸。目的皆在于此，但也屡屡落空，令德国人深感沮丧。如此方能理解，当他们面对向北逃遁的贝蒂舰队时，强烈
  的渴望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理智。而一旦遭遇英国大舰队，德国人立即恢复理智，即无心恋战，保船为上。然而即便是最成功的逃亡，也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
  利。于是，德国海军军人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矛盾之中。他们取得的傲人战绩，足以令他们在世人面前自豪的挺起胸膛。与此同时，他们却感到难以说服世人，
  承认他们所服务的这支海军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