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获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首度倾情自述传奇人生
  一辈子，一颗心，一件事
  “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深度披露考古学人的志业与爱情
  她，是备受宠爱的江南闺秀、风华正茂的北大才女。五十七年前，一句“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她选择以一生坚守承诺。
  他，是著名考古学者，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与她相识未名湖畔、相爱珞珈山，为她毅然奔赴敦煌，携手一生守护莫高窟。
  揭秘敦煌学研究和莫高窟文保的筚路蓝缕
  从百年前藏经洞文书的失意流散，到如今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蔚然成林；从大漠中寂寥荒凉的无人区，到举世瞩目的敦煌研究院；几代莫高窟人饮冰茹檗、披荆斩棘，以“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谱写下一曲波澜壮阔的敦煌乐章。
  没有樊锦诗，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莫高窟
  六十岁接手敦煌研究院，就面临文物保护与旅游业发展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莫高窟告急！她如何奋力保护莫高窟？
  她积极寻求国际国内合作，以先进技术和理念保护石窟遗产，推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数字敦煌”工程，被季羡林先生赞为“功德无量”。
  我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
  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
  我为敦煌尽力了！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因为它值得。
  ——樊锦诗
  
  她是备受宠爱的江南闺秀，
  她是风华正茂的北大高材生，
  却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光阴，
  守护着荒野大漠的七百三十五座洞窟。
  人们亲切地喊她“敦煌的女儿”，
  她却说，我其实也想过离开。
  然而，在每一个荆天棘地的人生路口，
  她都选择了——坚守。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首度直面读者，亲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师从宿白、苏秉琦等考古名家的青春求学往事，与终身伴侣、武汉大学考古系创始人彭金章先生相濡以沫的爱情诗篇，五十多年坚守大漠、守护敦煌、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艺术之美的动人故事……
  本书独家收录了一批从未公开过的资料，展现这位传奇女性的志业与爱情、困境与坚守，解读敦煌艺术崇高之美，历数百年敦煌学研究的筚路蓝缕，披露莫高窟“申遗”及“数字敦煌”背后的故事。
  
  樊锦诗
  ★ 2019年入选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名单
  ★ 2019年“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获得者
  ★ 2018年“改革先锋•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
  ★ 2017年《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荣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
  1938年生，浙江杭州人。生于北京，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
  曾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共十三大代表，历任第八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顾春芳
  上海宝山人。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学、戏剧戏曲学、戏剧美学、电影学。
  主要学术著作有《呈现与阐释》《意象生成》《戏剧学导论》《她的舞台》《戏剧交响》，出版有诗集《四月的沉醉》。
  
  目录
  
  自 序
  
  人生的不确定性
  初见人世
  路有冻死骨
  一个崭新的上海
  差一点死于小儿麻痹症
  我的兴趣所在
  居里夫人的影响
  别无选择
  
  第二章 神圣的大学
  在北大历史学系抄文稿
  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
  群星灿烂的历史学系
  回忆苏秉琦先生
  宿白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北大的精神传统和学术氛围
  
  第三章 敦煌是我的宿命
  幻想在现实中苏醒
  在莫高窟的毕业实习
  “李广杏”，如此人间好杏
  我被分配去了敦煌
  苏秉琦先生的一次召见
  重回莫高窟
  
  第四章 千年莫高窟
  石窟艺术圣地
  乐僔和尚与敦煌窟
  苦难孕育的灿烂文明
  张议潮与归义军
  艺术和文化是国家气象的反映
  藏经洞文书的发现与流散
  藏经洞文书的价值
  
  第五章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敦煌学在海外
  罗振玉、王国维与中国敦煌学的发轫
  陈寅恪对中国敦煌学的贡献
  张大千和向达在敦煌
  常书鸿先生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
  段文杰先生与敦煌研究院
  季羡林先生与敦煌
  潘重规、饶宗颐的敦煌情缘
  为了敦煌学回归中国
  敦煌学的未来
  
  第六章 风雨飘摇的日子
  莫高窟人的宿命
  父亲的突然死亡带来的伤痛
  简单相信，傻傻坚持
  他们成了猪倌和羊倌
  莫高窟没有被破坏是个奇迹
  
  第七章 敦煌的女儿
  报告文学《敦煌的女儿》
  从北大到敦煌
  我其实想过离开敦煌
  我不是好妻子、好母亲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老彭与莫高窟北区考古
  花甲之后拼尽全力
  我的老彭走了
  
  第八章 敦煌石窟艺术
  绵延千年的形象佛教史
  有早纪年题记的洞窟博物馆
  说不尽的经变画
  榆林窟的稀世神品
  永不停息的自由飞舞
  完美的彩塑
  第158窟：涅槃的境界
  敦煌艺术与中原文化
  临摹需要达到无我之境
  
  第九章 保护就是和时间赛跑
  莫高窟保存面临的风险
  持之以恒的沙害治理
  抢救和预防：保护工作的“二重奏”
  壁画修复的缓慢节奏
  与盖蒂的合作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制定和出台
  追忆平山先生
  与时俱进的保护理念
  “数字敦煌”的实现
  
  第十章 永久保存，永续利用
  莫高窟人的拓荒和坚守
  “保护文物也是政绩”
  “申遗”成功给我的启示
  制定《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
  按照《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要求制定《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
  莫高窟告急！
  耗资四亿的数展中心
  不能“武大郎开店”
  科学保护让敦煌永生
  
  第十一章 春风化雨润心田
  拉开大规模抢救的帷幕
  “敦煌的保护是件事，还是件大事！”
  对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关怀和重视
  “做好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创新者”
  莫高窟保护，任重而道远
  
  第十二章 四十年后终成卷
  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百年回望
  《敦煌七讲》：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建立
  考证与分期
  为了“还债”
  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重要和困难
  四十年终于完成《敦煌石窟全集》首卷
  急功近利是学术的死敌
  
  第十三章 莫高窟人和“莫高精神”
  “舍身饲虎”的真意
   “莫高精神”的杰出典范
  我们都是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叶
  我沾了莫高窟的光
  守护敦煌的究极意义
  莫高窟人的墓地在宕泉河畔
  
  樊锦诗年表
  后 记
  
  自 序
  以往有不少记者采访过我，写过关于我的报道，也有不少人提出要为我写传记。我都不假思索，一一婉拒，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写的。后来，我的一些同行、同事、朋友也希望我写一部回忆录，出版社和媒体的朋友也都主动约我写口述历史。于是我不得不认真考虑他们的建议。
  我想，大家之所以反复建议，是因为我是莫高窟发生巨变和敦煌研究院事业日新月异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我今年八十一岁，已经在敦煌工作五十七年了。以我在敦煌近六十年的所见所闻，为莫高窟的保护事业，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留史、续史， 是我不能推卸的责任。可是，我过去从未想过要写自传，上了年纪就更没有精力去写，真的要写不知会写到猴年马月。
  真是天意！ 2014年，北京大学有几位教授来莫高窟考察，我和艺术学院的顾春芳老师一见如故。我翻阅过她的书和诗集，知道她主要从事美学、艺术学、戏剧学的教学和研究。古人说文如其人，她博学多才、能文能诗，学术造诣深厚，天赋悟性很高，治学严谨，才思敏捷，文字透出才气和灵气。之后通过几次交流和接触， 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越发感到这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学者，我们结下了真挚的友情。所以，当她说希望访谈我的时候，我欣然接受。
  这本书的基础是我们俩长达十天的访谈内容。因我特别信任她，访谈时完全处于放松状态，问什么就说什么，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北京和敦煌相隔遥远，见面不容易，我就想利用有限的时间多提供给她一些材料。为了保证我所说的关于敦煌历史、敦煌艺术、藏经洞文物、壁画保护等内容的准确性，她后来又去查阅了大量敦煌学的论著、画册、文集，包括《敦煌研究》等文献资料，下了极大的功夫。
  顾老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十分繁忙，她之前也并非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为了这本书，她要补充敦煌学方方面面的材料，其难度和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有一回我到她的办公室，看到了一大堆关于敦煌的书籍和资料，令我非常感动。当我看到顾老师撰写完成的初稿时，我感到这本书已经大大超出了我初的想象，令我既感到惊讶，又十分佩服。我觉得她很辛苦，我有责任配合她做好书稿的校对工作。
  顾老师深知我与敦煌是不可分的，我一生的事业以及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敦煌，写樊锦诗这个人如果脱离了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而只是简单重复网上多次发布的那些报道，就写不出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樊锦诗。为此，她设计了一个合理又系统的框架，深挖莫高窟的重要价值和敦煌研究院的重大事件，把我个人的命运同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把我个人和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结合起来，把我对于文物保护事业的所思所想真实地表达了出来，甚至说出了我想说而说不出的话。
  这本自述的完成，要感谢顾老师，如果没有她的出现，也许迄今为止我都未曾想过要写一本关于我自己的书，也不可能有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
  捧起书稿，让我无限感慨，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回想1962年，我次到敦煌参加实习，好像就在昨天，可一晃我已经八十一岁了。我的身体每况愈下，思维和行动也越来越迟缓，我不知道自己还能陪伴莫高窟多长时间，还能为她做多少事情。我的记性大不如从前，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是我忘不了几代国家领导人对莫高窟保护事业的关心；我忘不了那些北大的师长，北大的学习时光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忘不了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老一辈莫高窟人在大漠戈壁的艰难条件下筚路蓝缕、含辛茹苦地开创了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的事业；我也忘不了许许多多国内外的机构和朋友的深情厚谊，他们一次次伸出援手，帮助和支持莫高窟的保护事业。在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要感谢所有长期关心支持我的朋友们。
  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两个孩子，感谢他们对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的理解和宽容。希望他们读了这本书之后，能够更加懂得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的事业，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的事业，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的事业。
  特别要感谢我的同窗、我的终身伴侣彭金章。没有老彭对我的爱和理解，就没有今天的樊锦诗，我根本不可能在敦煌坚持下来，也不可能全心全意去做敦煌的工作。我一直想等退休之后陪他到敦煌以外的地方走走看看。万万没有想到，我什么都还没有做，老彭却离我而去，留给我无限的悲伤，无限的愧疚，无限的遗憾！现在，我时常觉得老彭没有走，他还在我身旁，和我一起守护着莫高窟，他依然在支持我，给我力量！我们俩曾经的誓言是：“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我们用爱和生命践行了这样一个神圣的誓言。
  
  樊锦诗
  2019 年8 月24 日于敦煌
  
  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季羡林
  一个樊锦诗，半部敦煌史。——叶舟，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家，《敦煌本纪》作者
  她是出身优渥的上海娇小姐、北大毕业的高材生。人生本可以有无数条路，她却选择了*艰难的一条：在大漠深处，爬进黑黢黢的洞窟，一待就是54年。她走过了莫高窟大大小小735座洞窟。可以说，没有樊锦诗，就没有今天人们看到的莫高窟。——《朗读者》
  文学家喜欢说“永远的敦煌”“永远的莫高窟”，而我们今天真的是看到了一位老人，为了“永远”这两个字，付出了*实在的努力、*刻苦的坚守。——董卿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我和老彭是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彭是我们班上的生活委员，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臣”。
  当时男同学住在36斋，女同学住在27斋，男女生交往比较少。我一直叫他“老彭”，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白头发就很多，我心想这个人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白头发。他和我们班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办事认真，有责任心，给人的印象就是个热心诚恳、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这是我对他的印象。
  老彭对我格外照顾，可我对恋爱非常迟钝。因为27斋女生宿舍很小，加上住的是上下床，学习空间很狭窄，所以就要跑图书馆看书。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回我去图书馆，发现已经没有位子了，我就看见老彭在冲我招手，原来他给我留了个位子。这以后经常是他先到，占了座位就给我留下。但是他也不多说话，我也不多说话。据他后来说，他认为我这个人学习还不错。其实，他学习比我刻苦多了。
  有一年夏天，他买了一块手绢送给我，大概是因为他看见过我用白色、蓝色的手绢，我才发现原来老彭非常细心。但是我一看他送的手绢，黄色的，上面有绿点点和红点点的花纹，我既觉得他对我很关心，又觉得这手绢实在是俗气。他们老家爱吃腌臭鸡蛋，有一次他就带了臭鸡蛋给我，还说特别好吃。我当时想这有啥好吃的，不过又觉得这个人朴实得可爱。
  有一天，老彭突然对我说：“我想带你去我大哥家，我哥哥住在百万庄。”我这才知道，原来老彭在北京一直和他大哥生活在一起。我心里想，女孩子不能随便去人家家里，但是他提出要带我回家，我就知道他的心意了。其实那时候我们俩还没有正式谈恋爱。
  到了他家以后，我感觉他们家的氛围很好，特别是他大哥待人热情、周到、诚恳，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意识到老彭的成长受到了他大哥的很大影响。老彭是他大哥拉扯大的，老彭长得也很像他大哥。大哥比他大五岁，念过师范学校，抗日战争期间就参加了革命，退休前是建设部的一个司长。2015年9月大哥还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阅兵式，在抗战老同志的乘车方队中。当年他大哥参加革命后调到了保定工作，就把老彭带到保定上学，后来调到北京之后，又带他来了北京。老彭上的中学是北京四中，是他大哥出钱出力培养他，一直让他念到大学。他心里很明白，也很感激，所以学习非常下功夫，做事也非常认真，成绩很好。
  还有一次老彭带我去香山玩，爬到“鬼见愁”，实在口渴得很，老彭就去找水。估计是买不到水，他买了点儿啤酒回来。我说我从来不喝酒，他说喝一点儿没事儿，啤酒也能解渴。谁知道我喝了一点点就晕得不得了了，路也走不动了。他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从来不喝酒，是你说没有关系，我才喝的。他就耐心陪伴我在那儿休息，直到我酒劲儿过去慢慢缓过来。
  大学四年级的暑假，我姐悄悄告诉我，说是家里给我相中了一个人，这个人我根本没有见过。因为我不愿意，所以我就向父母说明自己已经有意中人了，他出身农村，是我北大同学。我之所以要告诉父母，是不想让二老再管我的婚姻。
  我和老彭之间没有说过我爱你，你爱我，我们也就是约着去未名湖畔散步，快毕业前我们在未名湖边一起合影留念。毕业分配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我去了敦煌。那时候我们想，先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很好，反正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到时候还是能去武汉。北大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等你。”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就是十九年。
  分开的这段时间，我们每个月都会通信。因为我写的字比较硬，老彭的同事以为来信的是个男同学，不知道他已经有了女朋友，还热心地给他介绍对象。
  老彭去武汉大学历史系时，那时的武大还没有考古专业，只有历史专业，他一开始当谭戒甫老先生的助教。1976 年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创办后，招收了考古专业届工农兵学员。老彭当系领导和考古教研室的负责人，主要负责教学，讲夏商周考古，另外还要带学生外出考古实习。他在武汉大学从零开始，建立了考古专业及批师资队伍。
  1964 年秋天，我在张掖地区的公社搞社教工作，老彭所在的武汉大学也在搞社教。社教工作差不多搞了九个月，结束之后我就回上海家里探亲去了。
  1965 年秋天，老彭主动来敦煌看我。那是毕业之后我们的次见面。常书鸿先生十分重视，特地打着武汉大学要来个教授的旗号借了辆车去接老彭。老彭的同事这时候才知道，原来那位敦煌的同学是个“飞天”。我的同事也很关心我，说我们俩还没结婚，就让老彭住到同事他们家里，常书鸿和几位敦煌研究院的老先生对老彭都很好。那些日子，我带着他看了敦煌的许多洞窟。从考古到艺术，我们俩无话不说，一直说到深夜还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关于我们的未来，谁也不敢轻易触碰。两个人相距万里，难道将来的每一天都要承受这种两地分离的痛苦吗？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人陪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许许多多的问题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就在这种极度的幸福和极度的茫然中，我们两人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八天。老彭快走的时候，我还带着他去爬鸣沙山，我们在山上还留了影。
  他要回武汉的时候，我去送他。老彭拉起我的手，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我等着你……”我流泪了，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我就一直怔怔地看着汽车开走，前方是他的路，背后是我的路。虽然他说“我等着你”，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了我他的心意，但是我心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舒坦一些，好像有什么东西梗在我的喉咙口。这是我所期盼的，又是我所无法承受，无法给予回报的。
  1966 年，动乱开始了。1967 年元月，我“串联”到了北京，还专门去拜访了他大哥大嫂。大哥大嫂对我说：“小樊，你们俩该结婚了。”就这样，在兄嫂的安排下，我到武汉去找老彭。
  原定老彭到武昌火车站接我，结果我到站后，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人影。我心里感到很害怕，担心他发生了什么事，心想不能继续等下去，决定自己步行去武大。从大东门摸到武汉大学，走了很长的路，终于看见写着“武汉大学”几个字的那个牌楼。进了校门，一路打听着找到了老彭的湖边五舍的宿舍。结果他不在，原来是到火车站接我去了，我们俩走岔了。我就在宿舍门口等他，南方没有暖气，冻得哆哆嗦嗦。当老彭满身大汗地回来时，我感到非常委屈。进屋后，发现屋里和外面一样冷，于是我就钻到被窝里抱着个热水杯子，一边生着气一边打着哆嗦。他一个劲儿安慰我，说去车站接我，却没有接到，也是急得要命呢。
  当时武大的青年教师是两个人一间宿舍，和老彭合住的那位同事当晚把房间让了出来，给我们俩当新房。结婚要买的新床单、新被子，都是老彭张罗，武大的同事还送给了我们《语录》、杯子什么的作为结婚礼物。我们买了糖果、茶叶、香烟，招待同事们。
  那是1967 年1 月15 日，我们就这么结婚了。
  老彭这个人非常朴素，读书的时候就没什么像样的衣服。我给他准备了一双皮鞋、一条华达呢料子的裤子，结婚那天他就穿上了我给他准备的衣服。后来到上海我又特地找裁缝给他做了一件中式小棉袄。一直到生病离世，他都珍藏着这件小棉袄。结婚当天，我也没怎么打扮，就穿着北京那种条绒系带的棉鞋，蓝布裤子， 上衣是一件丝绵棉袄。棉花有点露出来了，我就把它往里面塞一塞缝起来。在棉袄外头罩了件灰布红点和白点的罩衫。罩衫也是旧的，我洗了洗就当新娘子的衣服了。
  结婚没几天，我就和老彭一起回上海，这是我次带老彭回家。当时，上海家里已经被抄家了，我的父母和两个弟弟都被赶到了另外的地方居住，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因不知情，我和老彭下了船，先到原来父母居住的虹口武进路的家里，刚上楼梯，看到我父母的卧室里有光，还没等进门就听见里面有声音，透过门缝看到屋里全是红卫兵，我当时惊出了一身冷汗，蹑手蹑脚下了楼，拉着老彭直奔二姐家。因为我二姐的家就在不远的地方，等见了二姐才知道家里被抄的情况。那天晚上，我们俩就在二姐家凑合了一夜。
  第二天我带着老彭去见父母，家里人看我们俩刚刚结婚，就做了一桌很丰盛的饭菜。父亲听见我叫“老彭”，也叫他“老彭”。我后来想，幸亏那次带老彭回上海，那是他次也是后一次见我父亲。母亲要按上海的*惯送给我一床被子，我说，带着被子坐火车太不方便了。被子虽准备好了，我并没有拿。我离家的时候，给母亲留下了50块钱，因为家里被抄得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结婚以后，我和老彭经常通信，我感觉他对我非常关心和体贴，是个可靠、有情的丈夫。后来听他跟别人说，他找我是因为觉得我虽然是上海姑娘，但是身上没有骄娇二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无话不说，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也会经常交流，但我们说的都不是家庭琐事，主要谈的都是各自的工作。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席卷全国。军宣队进驻研究所，单位三天两头开会搞运动。我父亲刚刚含冤而死，大弟因为父亲的原因不能落实工作，母亲又病倒了，偏偏在这个时候自己又怀孕了。我觉得自己身心俱疲。我往来于敦煌、上海、武汉之间，由于过度劳累，以及精神上的紧张和巨大的悲痛，导致我有流产的迹象。经过及时治疗，才幸运地保住了孩子。
  那时候，强烈的念头就是离开敦煌，到武汉去。我觉得只有到武汉，到老彭身边才能感到安全。显然，在动荡时期，是无法解决分居问题的。我们想调到一起，也只是天真的幻想而已。为什么我们俩经过风风雨雨，还能够不离不弃？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我们是同学，互相理解。我们从来不会说“我爱你”，我们就是把好的东西给对方。老彭知道我喜欢他，他也从来不给我说狠话，也不愿意抛弃我这个人。
  我们结婚时，没回老彭河北的老家，直到1970 年初，我们要把个孩子送回老家抚养时，我才次到他河北农村的老家。我的印象中河北老家的房子还算宽敞，但家里现代的东西就是暖壶，此外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我们第二个孩子是在武汉出生的，老二出生不同于老大，老彭准备得很好，老彭的大姐把老大从河北老家带到了武汉。大姐可能比我大十几岁，别人总把她当成我婆婆。我在武汉度过五十六天的产假，老彭把我照顾得非常好，给我做饭、炖汤，什么都不让我动手，晚上让我休息，他起来看孩子。我坐完月子就回了敦煌。大姐在武汉又住了几个月，之后她带着老二回了老家。
  老大就留在了武汉，那时候他已经五岁了，正是调皮的年龄。老彭要教学、办专业、出差，还要带孩子。他每次出差，就只能把孩子交给同事照顾，这次交给这一位，下次又交给另一位。所以我们家的老大从小是住集体宿舍，吃“百家饭”长大的。那时候老彭又当爹又当妈，辛苦可想而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年动乱”已告结束，到了解决分居问题的时候了。老彭当时急切希望我尽快调往武汉。儿子也特别希望我调去武汉，因为武大那时盖了一批教工家属楼，符合入住条件的老师都搬到家属楼去了，儿子的小伙伴也都搬了。由于只有老彭一个人的户口在武大，不符合条件，儿子就特别着急，写信抱怨此事。可是这时的我犯了犹豫，既对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汉；又对敦煌产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为敦煌干点事。加上甘肃和武汉大学两方面的组织都坚决不放人，希望对方让步，双方争持了很长时间。不过即便在为调动的漫长拉锯阶段，我们俩都从没有为此红过脸。1986年，为了我们俩谁调动的问题，甘肃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竟各派出一位干部找到了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后来武汉大学没办法，就让老彭和我自己商量决定。就这样，老彭后做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老彭说：“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其实，如果老彭坚持不松口，我后肯定只能妥协了，但他知道我心里离不开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武汉大学。
  我感激老彭的就是，他在我还没提出来的时候，自己提出调来敦煌。如果他不提出，如果那时候他拿出他一家之主的威严，也许我就去了武汉，因为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放弃家庭，甚至离婚，我没有那么伟大。但是他没有，他知道我离不开敦煌，他做出了让步，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等到我们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是1986 年了。老大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学。老彭调来敦煌研究院，初一段时间在兰州，因为两个孩子都要在兰州上学，老彭为帮助孩子适应新的环境，他也在兰州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和孩子虽然也不能天天见面，但至少可以利用到兰州出差的机会多和他们在一起，这个家就像个家了。我对孩子们比较民主，从来也没有强迫过他们。他们念什么大学，找什么工作，都顺其自然。因为我深感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欠他们的太多了。
  我有一句话跟好多人说过，我说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一般的家庭都会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终散了。但是他为我做了让步，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也放弃了自己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
  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