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动物农庄》畅销70年，全球销量超过2000万册，被评为“百部*佳英语小说”“有史以来人类*佳读物”前十名。
  2. 继帕斯作品集后，天下大师系列又一诚挚巨献，重磅推出奥威尔逝世65周年纪念专辑，其中《动物农庄》为出版70周年独家全彩插图纪念版。
  3. 台湾麦田译本，无删节，英文原版、乌克兰文版序言译文完整收录。
  4. 英国当代著名艺术家拉尔夫•斯特德曼纪念版插图，四色铜版印刷。
  5.《动物农庄》即将炫耀大银幕。被誉为“动作捕捉表演*人”的国际著名电影人安迪•瑟金斯公开宣布，将执导拍摄*动画电影《动物农庄》（安迪•瑟金斯曾在《魔戒》中扮演咕噜姆、在《猩球崛起》中扮演黑猩猩凯撒、在斯皮尔伯格的《丁丁历险记》里扮演哈达克船长）。
  
  《动物农庄》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讲述了一场“动物主义”革命的酝酿、兴起和*终蜕变。诺曼农庄的动物不堪人类主人的压迫，在猪的带领下起来反抗，赶走了农庄主，牲畜们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农庄更名为“动物农庄”，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之后，两只处于领导地位的猪为了权力而互相倾轧，胜利者一方宣布另一方是叛徒、内奸。此后，获取了领导权的猪拥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动物们稍有不满，便会招致血腥的清洗，“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戒条*终被修正为“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为平等”……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记者、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
  1903年生于印度，在英国成长。少年时入读著名的伊顿公学，毕业后因成绩一般、家境不富裕无力攻读大学，考取了公务员，被派到缅甸任警察。1927年辞去公职回到伦敦，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36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因伤回国后又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从事宣传工作。后来又从事专栏书评写作。1950年死于肺病。
  乔治·奥威尔一生短暂，但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审视和记录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做出了许多超越时代的预言，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代表作有《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等。
  
  插画家：拉尔夫·斯特德曼（1936— ），英国当代著名漫画家、设计师。擅长政治和社会讽刺漫画、绘本，荣获过法国黑色幽默奖、荷兰银画笔奖及美国年度插画奖等多个重要的。2012年伦敦国际动画节上，开幕日的重头戏就是放映关于他的创作经历的纪录片《无缘无故》。
  
  原序 新闻自由
  乌克兰文版序
  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原序 新闻自由
  
  本书中心概念于一九三七年成型，但直到一九四三年才诉诸文字。下笔之时已想见，出版此书难如登天（尽管目前图书供不应求，只要证明是书就能卖） ，其后果然连遭四位出版商的回绝。其中只有一人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另外两位多年来出版了不少反俄书籍，后一位则无任何政治色彩。有位出版商一开始答应出书，初步准备工作完成后却决定请教情报通讯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该部人员警告他，或者该说向他强烈建议，不要出版这本书。以下是他来信的部分内容：
  说到情报通讯部要员对于《动物农庄》的反应，我得承认，对方的看法让我陷入深思，现在我知道，这本书很不适合在目前这个年代出版。如果只是个概括描述独裁者和专制统治的故事， 那出版后不会有问题。但是，我现在认为，这个故事完全以苏联发展史及其两名独裁者为样本，根本就是在影射苏联，而非其他独裁政权。此外，如果故事里的统治者不是猪a ，情况可能会好一点。在我看来，设定猪为统治阶层无疑会冒犯许多人，特别是像俄罗斯这种敏感民族。
  这不是好现象，政府部门显然不该有（除了大家都不会反对的战时安全检查）检阅官方未出资赞助的书籍的审查权。然而，思想及言论自由此时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并非情报通讯部或其他官方机构的直接干涉，出版商和编辑竭力阻止某些书籍付梓，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遭到检举，而是对舆论有所顾虑。在这个国家，知识界懦弱是作家与新闻工作者所须面对的敌人。而对我来说，这种情形实在不该受重视。
  心态公正的新闻从业人士都会同意，大战期间实行官方审查制度并不特别惹人厌恶，尽管高压“管理”是可预期的合理手段，但我们事实上未有如此遭遇。新闻界的确有些不平之鸣，但整体来说， 政府的行为中规中矩， 还对少数人的想法格外宽容。至于英国的文学作品审查制度，其悲惨之处在于大部分媒体自
  愿受审。
  不受欢迎的意见找不到发声管道，令人困扰的事实遭到掩饰，这一切都不劳政府发布禁令。只要在其他国家住得久了就会知道，有一些耸动的新闻足以登上报纸头条，在英国报纸上却找不到相关报道， 这不是因为政府干涉， 而是因为大家有默契，知道报道那件事很“不妥” 。拿现在的日报来看， 便可一目了然。英国新闻界十分集权，大多由富翁掌控，他们很有理由对一些重要话题隐而不报。而这种垄断的审查制度也涉及书籍、期刊、戏剧、电影与电台节目，不管何时，社会上总有一套思想标准，所有“头脑正常”的人皆毫不置疑地接受。人们并非被禁止说这道那， 只是谈及那些事情很 “不妥” ， 就好像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在淑女面前提及裤子很“不妥”一样。欲挑战此标准者，其言论遭掩盖之快令人咋舌。不管在大众导向的新闻报纸上还是学术气息浓厚的期刊中，背离标准的见解几乎没有分说的余地。
  目前标准的态度就是毫不批判地景仰苏俄，人人对此心知肚明，而且几乎都会付诸实行。所有对苏维埃政权的严厉批判以及一切苏联政府倾向于隐瞒的事实，全都不可能印刷发行。可笑的是，全国上下一心谄媚盟国的这段时间，正是知识兼容并蓄的年代。虽然我们不能批评苏俄政府，但是可以自由指责自己的国家，抨击斯大林的文章几乎没有人会刊发，可非难丘吉尔倒是保险多了，出书或发表在期刊上都不成问题。此外，在这长达五年的战争里，我们花了两三年为国家存亡而奋斗，无数书籍、手册及杂志鼓吹妥协之下的和平，这些著作皆未受干涉顺利出版，出版后也未引起太大的反对声浪，只要不牵涉苏联的名声，言论自由这个原则大抵是存在的。另外，还有一些禁忌话题，我在此也会列举几项，但对苏联的态度过于一致是严重的问题， 此态度并非由外来压力所形塑， 而是自发性行为。英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奴性十足，而且从一九四一年起便不断替俄国宣传。不过，他们过去曾多次这般作为，所以也不再那么让人讶异了。在一个又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上，大家未经检视便全盘接收苏俄观点，甚而昧于历史事实或知识合理性宣传这些观点。举个例子来说，BBC 在红军二十五周年庆时，只字未提托洛茨基， 这就好像在缅怀特拉法尔加海战时忘记提到纳尔逊一样，但那并未引来英国知识分子的抗议。在所有被占领地区的内部斗争中，英国新闻界几乎都站在苏俄这一边，并且出言诽谤反对势力，为了达到目的，有时还会隐匿实证。有名的例子就是二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领袖米哈伊洛维奇上校。苏俄在南斯拉夫的忠诚支持者是铁托，便指控米哈伊洛维奇与德国狼狈为奸，该指控旋即登上英国媒体： 米哈伊洛维奇的支持者完全没有回应的机会，而且与新闻内容抵触的事实也完全未提及。到了一九四三年七月，德国悬赏十万马克捉拿铁托，抓得米哈伊洛维奇者，赏金也在十万马克左右。结果，英国媒体几乎只提到铁托的赏金，仅一家（以小版面）提到米哈伊洛维奇也在悬赏之列，终大家依旧认为这名上校与德国同谋。西班牙内战时也发生过极为类似的事情，当时俄国人决意粉碎亲共和党势力，英国左派媒体因而不分青红皂白诽谤这些派系，还拒绝发表这些派系的自辩信。 目前， 严厉批评苏联即遭到指责，有时这些声音的确存在的事实还会被掩盖下来。例如，托洛茨基死前不久曾替斯大林写过传记，或许有人认为这传记不免有偏颇之处， 但这本书明显卖得很不错， 一位美国出版商准备出版，且已将之付印——我相信几本印好的很可能已经先送到书评家手上——苏联此时宣布参战，于是书立刻遭到回收。虽然这本书的确存在，但英国新闻界只字未提。如此查禁一本书，只换来新闻中寥寥几个段落。
  将英国文学知识分子自发的审查行为与压力团体（Pressure Group) 的检阅行为做区分是件重要的事情。其中令人诟病的，就是有些话题因为影响到“既得利益者” ，所以无法讨论，有名的例子就是专利药品业。此外，天主教教会对新闻界具有极大影响力，而且能压低批评声浪。因而，如果一个天主教神父做了什么丑事，新闻大多不会报道。但若是丑闻与英国国教的牧师有关 ( 如史提夫基教区牧师 )，那么立即登上头条。戏剧或者电影要表达反天主教思想难如登天，每个演员都会跟你说，抨击或者取笑天主教教会的戏剧或电影皆可能遭新闻界杯葛，导致票房惨淡。但这种事情无伤大雅，或说至少还能理解，任何大型组织总会尽其所能维护自身利益，有时还会自我宣传。有人会期待《每日工人报》 （ Daily Worker) 报道不利于苏联的消息，就好像《天主教先锋报》 ( Catholic Herald ) 不可能抨击教宗一般，每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每日工人报》和《天主教先锋报》本身的色彩。然而，真正让人不安的是，自由派作家及新闻工作者从不对苏联及其政策提出任何理性评论，很多时候连单纯的诚实也做不到，而且他们如此扭曲自己的心思不是因为遭到施压。斯大林神圣不可侵犯，他的政策在某些层面上不该受深度探讨，这个原则自一九四一年起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在这之前的十年间，此原则影响之广有时超出常人理解。在那段时间里，左派对于苏维埃政权的批评很难传到一般人耳里。此外， 反俄文学不胜枚举， 但所有作品几乎全以保守派观点为主，还明显有违事实、过气、动机不良。另一方面，亲俄文章数量之庞大、内容之虚假也不遑多论，甚且杯葛任何想要理性讨论重要话题的人。事实上，出版反俄书籍是可行的，只是会遭到几乎所有知识界、新闻媒体的忽视或曲解。不管在公开场合或者私人处所， 皆有人告诫我们那样很 “不妥” ， 我们说的或许没错，但现在“时机不对” ，会让反动派占着便宜。人们通常以国际情势及英俄同盟关系来捍卫此一态度，但那很明显只是个借口。英国知识分子，或者该说大部分英国知识分子，把苏联当作自己国家一样效忠，他们认为对斯大林的智慧有所怀疑是种亵渎。
  他们以不同的标准品评俄国所发生的事情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间的大清洗夺走无数人命，但终身反对死刑的人却拍手叫好。此外，报道印度饥荒是合理的，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乌克兰却会被隐匿下来。如果这是战前的真实情况，那么知识界目前的风气也没好到哪去。
  现在回到本书， 大多数英国知识分子的反应很单纯， 就是“这本书不应该出版” 。娴熟诋毁艺术的评论家自然不会以政治观点来攻击这本书， 而会从文学角度下手， 他们会说这本书沉闷无趣，只是在浪费纸张。这或许是事实，但显然不会是整个故事的完整面貌，没有人会因为一本书差就说那本书“不应该出版” ，毕
  竟我们每天印发成千上万的废文，也没有谁真的感到不快。英国知识分子，或说大部分英国知识分子，反对这本书的理由会是： 它诽谤他们的领袖， （在他们看来） 还破坏发展的动力。然而，如果书里写的是相反的情节，他们就不会有任何微词，即便是书里的文学性错误显而易见也是如此。举例来说，左翼图书俱乐部（Left Book Club）在四五年间一炮而红，只要他们对作品主题有兴趣，不管是否入流或者内容散乱，都一样包容。
  这里牵涉的话题很简单，只有一个： 不管某个意见多不受欢迎、多愚蠢，是否该有机会让大家听到呢？如果拿这个问题问英国知识分子， 他们会回答“是”。但若是我们将问题更具体化一点，问： “那么抨击斯大林的意见呢？是否也该让大家听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是“否” 。在这个例子里， 当前的标准做法受到质疑，所谓言论自由的精神也产生偏差。现在，如果有人要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他得到的并非的自由，只要世界上有组织化的团体，那么，一定会有，或者说不管怎样都会有一些审查。但是，一如罗莎·卢森堡所说，自由乃“他人的自由” ，伏尔泰的名言也有相同的精神： “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有人说，知识自由无疑是西方文明显著的特色之一，如果要解析这句话，我想那表示在不伤害到社会上其他人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出版他们认为是事实的思想。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一直到近才开始重视此一精神。一如先前所提，我们的政府对此精神多少还存了点敬意，但对市井小民来说，或许是因为他们不热衷于排斥不同的声音，因此都不清不楚地以为“每个人皆有表达意见的权利” 。 而文学界及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原本该是自由的捍卫者，却全部成了或者说大多成了此一精神的鄙视者——不管在学术理论上或在实际行为中都弃之如敝履。
  我们这个时代特殊的现象之一就是变节的自由主义者，大家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倡的 “中产阶级自由” 其实是假象。除此之外，现在又兴起一股风潮，认为人只能通过极权主义来捍卫民主，此一论调主张： 如果热爱民主，就该无所不用其极地粉碎敌人。那么，谁是敌人？所谓的敌人似乎不只是公开或者蓄意抨击民主的人，更包括那些散布错误信条、 “在客观层面上” 危害民主的人。易言之， 捍卫民主意味着摧毁所有独立思考。举例来说，此论调被用来合理化苏联的大清洗，就连亲俄人士也不可能完全相信所有受害者皆因其行为有罪，但是这些人支持异端思想，所以“在客观层面上”伤害到了苏维埃政权，因此，将之屠杀、罗织罪名其实非常合理。左派新闻同行处理托洛茨基与西班牙内战中弱势的共和党势力时蓄意扯谎，也同样以此论调来合理化。此外，当莫斯利于一九四三年获释时，这论调再度成了对抗人身保护令的理由。
  这些人并不了解，如果我们鼓励极权手段，这些手段后终会施加在我们身上，如果不加审判便监禁法西斯主义者成了习惯，这样的做法或许就不只会用来对付法西斯主义者。 《每日工人报》不再遭受打压后不久，我到伦敦南区的工人学院讲课，台下听众都是来自劳动阶层及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和左翼图书俱乐部各分会的参与者一样。那堂课谈到新闻自由，结果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许多发问者起身问我： 您不认为解除《每日工人报》禁令是大错特错吗？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表示那是一份忠诚度有问题的报纸，战争期间不用太包容。然而我选择替多次诽谤我的《每日工人报》讲话。不过，这些人是从哪儿学来这种本质上非常具有极权色彩的观念？他们当然是从共产主义者身上学来的 ! 包容与合理性的概念在英格兰根深蒂固，但仍有遭到破坏的可能，且某种程度上还得特地费心去宣扬。鼓吹极权主义信条的结果就是减弱自由人民辨别危险与否的本能，莫斯利的例子足可为鉴。在一九四○年时，不管莫斯利有没有犯下任何技术罪，软禁他可说是名正言顺。我们当时正为了自己的生命奋战， 不能容许卖国嫌犯逍遥法外。 但到了一九四三年，不经审判便将他囚禁成了不道德的行为，尽管某些人对于释放莫斯利表示愤慨，其实只是做做样子或者找借口表达对其他事情的不满，但是一般人没有想到这一点并不是件好事。目前风气向法西斯思维靠拢，有多少是受过去十年“反法西斯”风潮及其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所影响呢？
  我们得了解一件重要的事情，当前的“苏联热”只是西方传统的自由风气低迷所致。如果情报通讯部当时真的介入、坚决反对出版此书，大多数英国知识分子也不会对其行径感到不满。现在的主流做法恰好就是对苏联持毫不批判的忠诚，只要和苏联有利害关系，任何事物皆可进行审查，甚至连蓄意捏造历史都没关系。举个例子来说，作家约翰·里德曾写过《震撼世界的十天》 （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 ，提供俄国革命早期的手材料。他死时，此书版权转入英国共产党手中，他们尽其所能地将原始版本完全销毁，还出了个篡改版，拿掉与托洛茨基有关的部分，删除列宁所写的序。如果英国境内还有激进派知识分子，这种伪造行径早被揭露，并遭到国内各家报纸谴责。然而，目前的批评声浪小到近乎没有，看起来，多数英国知识分子都觉得这种事情很自然。而对明显的欺诈行为如此容忍已经不单单因现在流行崇拜苏联而已，这样的特别风潮很可能不会持续下去，因为我知道，此书出版之时，我对苏维埃政权的看法将会成为主流。但又有何用？主流观念从一个换到另一个不见得就是进步，因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随波逐流、不管对当下思想认不认同都随之起舞的应声虫。
  我很熟悉反对思想与言论自由的主张，那些论调声称此种自由不可能也不该存在，但我只想说，那毫无说服力，我们近四百年来的文明就是以思想与言论自由为基础的。大约从十年前起， 我便认为苏维埃政权恶远大于善， 尽管我们现在是同盟国，而且我很希望能打胜仗，但我还是想要有表达如此意见的权利。如果要我选句话来为自己辩白，我会挑弥尔顿的名言：遵从古代自由之通则。
  “古代”一词表明，知识自由为西方根深蒂固的传统，缺之，我们的文化特色便可能不复存在。许多知识分子显然背离此传统，赞成政治权术凌驾书籍本身的特色、可决定其出版与否及毁誉优劣。对此不以为然的知识分子也单纯因为懦弱而附和，比方说，英国那些为数不少又常直言不讳的和平主义者便不曾大声抨击这种对俄国军国主义的普遍崇拜。在和平主义者的观念里，所有暴力都是丑恶的，不管战争发展到什么阶段，他们老是呼吁我们要让步，或者至少争取妥协之下的和平。可是，他们之中有多少人提过，由红军发动的战争也是丑恶的呢？显然，俄罗斯人有权自卫，而我们做一样的事情就像犯了该死的罪过。对于这种矛盾，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 和平主义者过于懦弱，只想依附在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中，而这些人对英国的爱国情操早已转移到苏联身上。我知道英国知识分子之所以胆小、不诚实是有充分理由的，事实上，我对于他们的自我辩解也了然于心。不过，就让我们不要再无意义地为了捍卫自由而反对法西斯主义了吧。如果自由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向大众诉说他们不想听的话的权利。现在，一般人对此原则仍算信服，也多少会照着做。在我们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也不同于共和体制之下的法国以及今日的美国——害怕自由的是自由主义者，污损知识的是知识分子，我写这篇序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注意到这个事实。
  
  西方文学的童话和寓言中，没有比《动物农庄》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的了。
  ── 夏志清
  
  一个发人深省的寓言故事，闪烁着智慧和人性之光。
  ——《纽约时报》
  
  *的一流作品……堪比伏尔泰和斯威夫特。
  ——《纽约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