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对这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非常自负。相对于孔的另外三部专著和其他专题论文，这本书确实很不寻常，此书的初稿是讲座稿，孔飞力别的论著均为实证研究;在本书中作者试图对一些较为宏观的问题作出正面回答，而不再隐藏在具体问题的研究背后。总的来说，孔飞力治学的宗旨，他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在此书中有*为直接的展现。
  
  书中各章是以作者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系列讲座(1994年)为基础改写而成，1999年先以法文出版，英文版于2002年推出，此次中文版首次问世。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加强之间的矛盾(本书**章);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第二章);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第三章)。这三组问题并非始于清代，而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但却跨越了朝代鼎革一直存在到帝制晚期，并在帝制崩溃后继续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的基本问题
  
  内容推荐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构成中国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进程底蕴的本土性知识资源的分析入手，讨论了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构成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如何在19～20世纪的实际演变中跨越了革命、战争和危机等重大事件，最终形成了国家机制中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特质”。本文认为，若以孔飞力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却从来都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但包括政治民主化推进在内的中国“现代性”的构建仍是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而这一构建前行的必要条件则是如魏源、冯桂芬等近两个世纪前所言——“广开言路”。
  作者简介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 1933- )，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中人们公认的一位大家，现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他于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当费正清教授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孔飞力由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费正清留下的空缺，一直任教至今。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获得过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并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
  
  孔飞力精于概念分析、重视运用中国原始档案，具有良好的中国语言基本功。孔飞力等第二代中国学家注意从新的理论视角解释过去被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冲击"下发生的重大事件。80年代以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学术交流的正常化，使其获得直接接触中国史料档案的机会。这些都为孔飞力的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历史机遇。
  
  孔飞力著作不是很多，每一本书之间出版的间隔都很长，但每一本著作问世都引起轰动，是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海外中国人》。他还参加过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若干章节的编撰。
  目录
  译者导言　　陈　兼　陈之宏
  中文版序言
  导　论
  第一章　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
  　　——根本性问题和魏源的思考
  第二章　从太平天国事变到戊戌变法
  　　——冯桂芬与历经磨难的变革进程
  第三章　从未阳暴乱到农业集体化
  　　——根本性议程的时代跨越
  第四章　19-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的演进
  　　——根本性议程的改造与再改造
  致　谢
  译者后记　　陈　兼　陈之宏
  参考书目
  索　引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回顾起来，孔飞力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内在导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以往的著作中把关注重点引向了地方及下层。这在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和《叫魂》这两本书中十分清晰地表现出来。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从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人手，对于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作了深入研究，并引导整整一代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将目光转向地方层面以及包括下层的社会层面。而在《叫魂》中，他以极为扎实的档案研究为基础，首先从“叫魂”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在基层的表人手，讲述了贩夫走卒、乡愚村妇以及四处游走的贫道乞僧等普通平民百姓在叫魂案及其前后的种种经历，将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景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情势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读者。
  　　然而，孔飞力其实并不只是对地方及下层研究感兴趣或认为只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才重要，他从来未在自己的研究中将“国家”或“全国性问题”当作可有可无的存在；他的著述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题目，便是政治参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在《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他在讨论地方军事化发展及相应的农村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同时，也着重分析了国家权力对于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以及晚清绅权扩大而引起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蜕变。也可以说，“国家”是他要研究的重要对象——只不过他采纳了新的角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了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的重要看法。在孔飞力为《叫魂》所构建的大叙事中，“国家”又是关键性的角色。他将相当的笔墨放在作为国家的人格化体现的君主及各级官员的描述与探讨上；他所试图揭示的，是由皇权及官僚体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所透露出来的大清帝国政治体制的运作特点和内在矛盾。而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着满族统治者因大一统帝国表述与自身种族意象之间的紧张而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孔飞力确实是中国史研究中将关注点转向地方及下层的倡导者之一，但与此同时，在他的著述中始终渗透着一种将“中国”当作一个具有多样性及多元化的整体来看待的“全国性”视野——正如他在《叫魂》最后一章起始时所言：“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
  　　在我们看来，构成孔飞力这一“中国”史观底蕴的，是他的问题意识和相关的知识关怀。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孔飞力当然十分注意对于“中国经验”及其特点的发掘和阐述。但在一个更为深入和基本的层面，这其实并不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知识关怀的真正归宿之所在；他所关注的，还在于发掘“中国经验”特殊性之中所包涵的同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内在逻辑相通的普世性价值和意义。这不仅蕴含着世界对于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影响问题，也涉及到了中国的经验和经历对于世界范围现代性构建——亦即作为普世性进程的现代性构建——的意义和影响问题。在这一点上，孔飞力和他的老师史华慈极为相似：他们的“问题意识”中有着对于人类命运的关切、忧虑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