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悉犹太人的卓越智慧 探秘犹太人的文化基因
  
  
  
  一个孕育了耶稣、摩西、卡尔·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韦伯、胡塞尔、马斯洛、萨缪尔森、拉斐尔、毕加索、海涅、卡夫卡、普鲁斯特、茨威格、塞林格、卓别林、斯皮尔伯格、伍迪艾伦等大师的智慧民族。
  
  一部了解犹太人历史的普及经典读本
  
  内容简介
  
  约占世界人口0.2％（约1400万）犹太人，却从1901～2004年间，贡献了167名诺贝尔奖获奖者（约占总数的22％），而且，在世界文明的许多领域，犹太人也贡献了诸多引领风潮的领袖和大师。其中，我们所熟知的有：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宗教创始人耶稣和摩西；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波恩等；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哲学和心理学大师马克思·韦伯、胡塞尔、马斯洛等；经济学大师大卫·李嘉图、萨缪尔森等；在艺术界，也出现了大画家拉斐尔、毕加索等；音乐界则有鲁宾斯坦、格什文等天才；文学界有海涅、卡夫卡、普鲁斯特、茨威格、塞林格等巨星；在电影界，也有卓别林、斯皮尔伯格、伍迪艾伦等大师。显然，犹太人是一个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民族。
  
  解析犹太人的文化基因，从上世纪开始，就已成为人类社会学和民族文化学上的*谜案之一。然而，这一历史谜案却始终云遮雾障。幸运的是，本书作者经过多年研究，另辟蹊径，通过哲学和宗教学的独特视角，寻找到了破解这一历史谜案的两把钥匙，而作者独特的文学式叙事语言，又让单纯的学术研究展开了生动而形象的翅膀，为我们打开犹太人的文化宝库做出了有益和有趣的探索。
  作者简介
  
  李杰，男，四川省自贡市人。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当过工人、大学教师、机关干部和商人。现居云南，专职写作。曾发表过小说、报告文学等各类作品约五十万字。
  目　　录
  
  001 导言
  
  004 第一章
  
   创造犹太历史的亚伯拉罕
  
  004 亚伯拉罕的追寻
  
  011 雅各、约瑟和以色列
  
  017 亚伯拉罕时代对犹太教的贡献
  
  
  
  021 第二章
  
   摩西，犹太教最灿烂的光
  
  021 著名的神启事件
  
  026 逃离埃及与西奈山会盟
  
  031 摩西十诫和神奇的约柜
  
  036 回归迦南
  
  040 摩西时代的意义
  
  
  
  
  
  043 第三章
  
   犹太王国的兴起
  
  043 士师时代：黑暗降临的原因
  
  046 士师中的佼佼者
  
  050 大卫王：神权统一国家的缔造者
  
  055 所罗门王：以色列的黄金时代
  
  
  
  060 第四章
  
   分裂与苦难：先知时代
  
  060 “伟人的魔咒”
  
  064 先知时代的原因
  
  067 救亡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
  
  071 正义先知：阿摩司
  
  074 慈爱先知：何西阿
  
  078 福音先知：以赛亚
  
  082 平民先知：弥迦
  
  085 约西亚的宗教改革
  
  
  
  091 第五章
  
   放逐巴比伦
  
  091 帝国阳谋
  
  094 耶利米的哀歌
  
  099 耶路撒冷的陷落
  
  103 巴比伦的流亡生活
  
  108 犹太会堂的起源和成文托拉初级版本的诞生
  
  111 呼唤回归的以西结
  
  114 放逐期的公义护卫者：但以理
  
  118 神秘的第二以赛亚
  
  
  
  124 第六章
  
   回归与重建
  
  124 巴比伦的覆灭和波斯帝国的兴起
  
  128 回归耶路撒冷
  
  132 重建圣殿
  
  136 以斯拉重建精神之城
  
  140 尼希米与以斯帖：以色列民族的卫士
  
  145 相对独立的祭司王国：犹太教的大发展
  
  
  
  151 第七章
  
   希腊化与反希腊化
  
  151 亚历山大的东征
  
  156 温情的希腊化
  
  161 塞琉古暴政：犹太教的灭教危机
  
  165 教派运动的公开化
  
  171 马加比独立时期：反思与创造
  
  
  
  177 第八章
  
   罗马时期：毁灭与重生
  
  177 庞培的调解
  
  180 希律傀儡王朝：双重压迫
  
  184 呼唤弥赛亚
  
  190 反抗与毁灭：两次犹太战争
  
  195 犹太人的大流散
  
  201 凤凰重生：《塔木德》的形成
  
  
  
  208 第九章
  
   欧洲中世纪的犹太教
  
  208 走进欧洲
  
  213 反犹主义的宗教根源
  
  217 卡拉派和理性主义
  
  221 摩西·迈蒙尼德
  
  225 卡巴拉派和神秘主义
  
  231 犹太民族在中世纪的苦难
  
  
  
  236 第十章
  
   走入近代的犹太教：解放与分裂
  
  236 弥赛亚救世运动
  
  242 斯宾诺莎的徒劳努力
  
  249 哈西德教派的兴起
  
  255 启蒙主义和门德尔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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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回归与重建
  
  
  
  滚滚乌云，爆炸出雷电也传递潮湿的消息
  
  隆隆石磨，碾碎着果实却挤压出美味的甘霖
  
  ——作者题记
  
  
  
  巴比伦的覆灭和波斯帝国的兴起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新巴比伦帝国的快速灭亡是最出人意料的历史谜团之一。这个以“空中花园”和“巴比伦之囚”闻名于世的繁华帝国，仅仅存活了88年，刚历经生物学上的四代国王就突然覆灭并永远消失，实在让人无法理解。然而，历史总是以偶然的魅力来显示必然的绚烂，将它存于深厚事实中的真相悄悄地包装起来，只把最外露的表层展示给世人，让人类理性的锋芒无法穿透自己，从而使历史的生命活力更为强盛与诡异。
  
  从现代的眼光看，金碧辉煌的新巴比伦帝国一直是一个跛脚的强国：它在伟大的尼布甲尼撒的英武领导下，虽然已经拥有了强大的军事、繁荣的经济和华美的城市，但这三层华丽的外衣却掩藏不住苍白的精神和脆弱的灵魂。由于历史的原因，新巴比伦帝国从一开始就是多神教的天下，迦勒底人各种各样的偶像神成千上万，几乎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的保护神。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仅在首都巴比伦城，就建有53座大神庙、55个大神祭坛、600多个天神神坛、300多座地神祭坛和380多个各种其他小神的神坛。整个巴比伦帝国已经成为各路神灵争奇斗艳的泛神天堂。也许正是这种多神教的传统，才让尼布甲尼撒国王恩准了流放中的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然而，这种看似百花齐放的社会开放状态，并非思想自由的象征，而是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缺失的真实写照。整个巴比伦帝国，没有一种统一的宗教信念，也没有一套统一的价值观，更没有令人向往的统一的社会理想和道德体系。只是因为拥有一个威望如日中天的君主，才让全国各族民众在强大的政治感召力下，勉强地凝聚到了一起。这种在精神建设上的残疾，使巴比伦帝国成为一个极其脆弱的巨人，它因为没有骨骼的支撑，庞大的身体只需轻轻一击便会轰然倒塌。
  
  与此同时，在巴比伦帝国东边的伊朗高原上，被“历史之王”希罗多德详细描绘的传奇大帝居鲁士诞生了。这个从出生起就被米底国王反复追杀的不该出生的孩子，在腥风血雨之中成长为无所畏惧的伟大斗士。公元前559年，这个出身于阿契美尼德氏族的英雄，一举将自己的10个部落族群从米底王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被拥立为著名的波斯之王。从公元前553年开始，居鲁士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征讨米底王国的战争，通过3年艰巨而传奇的战争，彻底征服了米底人，于公元前550年，正式建立了威震世界的波斯帝国，从此跃上了世界历史的大舞台。这个豪情万丈的新兴帝国的年轻君主，用他鹰一般锐利而深邃的目光，开始注视通往西方的广袤大地。
  
  世界历史的接力棒似乎注定要在西亚的巨人间传递，尼布甲尼撒国王在居鲁士统一波斯10部落的前3年，领导新巴比伦帝国46年之后仙逝而去。当这根巴比伦帝国的擎天大柱轰然倒下后，迦勒底人立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混乱之中。领袖软弱的儿子们开始为继承权争斗，一直淹没在国王光辉之下的祭司阶层终于显露出它的可怕力量，他们与财阀贵族勾联一体，利用长老会和公民会不断寻找着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治代理人。经过几年间的三易国王和数次肮脏的宫廷政变后，他们把巴比伦的王冠戴到了已不年轻的那波尼德的头上。
  
  出乎祭司集团的意料，身为尼布甲尼撒女婿的这个表面软弱的老头，骨子里却特别顽固任性。他坐稳王位后，突然亮出宗教改革的利剑，要把早已被祭司集团推崇为全国之神的马尔杜克太阳神从尊位上拉下，将他和他母亲信奉的月亮神推上最高庙堂。就这样，一场怪异国王与权势集团的权力拉锯战在巴比伦展开。在这场没有胜利者的斗争中，那波尼德带着帝国的财富远走阿拉伯沙漠中的哈兰，用10年的时光和巨额的钱财在那里重建月亮神庙，将巴比伦交付给他那喜爱豪饮聚会的儿子伯沙撒。历史就这样将巴比伦帝国大厦推到了倒塌的前夜，只等着波斯大帝伸出手指最后一击了。
  
  星移斗转，时光到了公元前539年。在从容地进行了东部扩张战争后，胸怀雄心壮志的居鲁士大帝带着他勇猛善战的波斯军团兵临巴比伦城下。在紧迫围困3个月后，据说是通过上游筑坝斩断了幼发拉底河水，波斯军团从宽敞的水门从容进城；也有传说是忍无可忍的祭司集团直接打开了坚固都城的大门，以欢迎的姿态将波斯大军拥进了巴比伦。就在那个艺术史上著名的伯沙撒千人盛宴的夜晚，在犹太先知但以理的准确预言中，“新巴比伦帝国”成为历史名词。
  
  
  
  回归耶路撒冷
  
  
  
  与巴比伦国王强掳属国子民而使属国臣服的做法不同，波斯大帝居鲁士在巴比伦的各行省归属以后，开始重新审视和制订作为世界大国的新的属地分治管理策略。据说这位波斯帝国的缔造者曾与年迈的但以理见过面，并对作为巴比伦国家顾问的先知预言的准确性深为折服，对虏囚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产生了深刻同情。也许这个在异邦不被同化的被俘民族的动人事迹，真的最能感动人性中的善良天性，触发并融化了久经刀光剑影的居鲁士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也许强大的新巴比伦帝国覆灭得如此轻而易举的事实让他惊骇，他必须吸取这个近在眼前的历史教训，做出绝不同于灭亡之国的治国决策；也许是波斯民族长期受到米底王国的残酷压迫的痛苦记忆还强烈地留在这位波斯大帝的心里，使他对被侮辱民族具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和喜爱；也许仅仅是因为波斯帝国正在兴盛的琐罗亚斯德宗教（中国称为“拜火教”），这个刚刚皈依阿胡拉·玛兹达不久的大帝，出于同是一神教的宗教情感和认同，可能认为将这种笃信一神的民族属国，安置在新帝国与埃及帝国之间的土地上，可以获得最可靠和最坚固的战争缓冲地带和防御屏障。总之，在公元前538年，居鲁士大帝颁布法令，同意并资助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组建新的犹大省。为了加强已被驱散的犹太人的民族凝聚力，居鲁士大帝更宽厚地命令，将原被巴比伦抢掠的圣殿物品全部归还犹太人，还特别拨给专门资金，帮助回归的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圣殿。
  
  毫无疑问，寄居在巴比伦的犹太人成为新帝国最大的受惠者。听闻这个惊天喜讯时，许多人不禁欢喜过度而号啕大哭。他们沉浸在耶和华慈爱恩典的巨大荣光中，为回归梦想的真正实现欢欣鼓舞。在《诗篇》第126章里，记载了这种欢乐的心情：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
  
  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
  
  
  
  经过犹太人的一致推举和居鲁士大帝的批准，颇具声望的大卫王直系后代所罗巴伯和利未人约书亚祭司，成为这个伟大返乡和重建行动的组织领导者。这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已经在巴比伦生活了五六十年的犹太人，不仅大多建立了自己的家族和个人的丰厚产业，而且对这个实际生活条件优于故土的城市发展前景也十分看好。现在要立刻决然地抛弃这所有的一切，回归到已经是一片废墟看不到前途的故乡，那本来就比幼发拉底河畔更差的自然条件和满目疮痍的战后疤痕，虽然让犹太人拥有精神回归的特别满足感，但对于现实的生存之道，仍然是一次巨大的人生冒险和命运挑战。尽管如此，对耶和华的无限信仰和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依然极大地鼓动着许多人的澎湃热血，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踊跃报名。在对所有寄居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家系族谱的编写和人口普查登记后，返乡的放逐者的庞大队伍踏上了魂牵梦萦的回归之路。
  
  根据历史记载，巴比伦的回归共分为三次：第一次是所罗巴伯领导的回归，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37年或前536年，第二次是以斯拉领导的回归，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57年或前456年；第三次是尼西米所领导的回归，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45年或前444年。三次回归分别经历了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大流士一世和阿尔塔薛西斯一世三个时代，总共回归人数约5万人。
  
  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巴比伦的回归是犹太人的历史大转折。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移民回迁运动，铸造了以色列民族性格的最大特征和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无论身在何处始终心归故土”的精神特质，成为此后犹太民族不变的情怀和最深沉的情感，也是他们战胜苦难的希望和曙光，甚至直接演变成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思想要素和传播犹太复国主义的根本情感依托。
  
  然而，有趣的是，当我们详细考察放逐与回归的历史事件时，会发现这个形成犹太人基本情结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放逐是一批人，而回归是另一批人。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中有很少一部分人，既经历了少年时的放逐，也经历了老年时的回归。但是从公元前597年和公元前586年的放逐，要等待到公元前537年至公元前445年的回归，时间跨度最短为50年，最长为153年。即便是按最短的时限计算，兼有放逐与回归两种经历的人也肯定少之又少。换句话说，放逐与回归主要是一种民族经验和民族记忆，而不是犹太人的个人体验和个人经历。正如当代著名的犹太学家雅各·纽斯纳所指出的那样：对犹太人被流放到巴比伦至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这个事件的阐述中，“我们所发现的历史是经过系统的选择的。也就是说，它是发明出来的而非描述出来的。……真正发生的是，这独特的经验——流亡与回归——本身是发生在或开始于《圣经》作者的心灵和想象中的。”
  
  不过，我们应当为这个心灵想象而欢呼，正是这种导向个人情感强烈反应的民族经验和集体记忆，将“放逐与回归”强化为每一个犹太人的情感结构和个人经验，先以“放逐”将这种极端的疼痛感刺向你的心灵，然后再以“回归”这种巨大的抚慰感抹平你的神经伤痛；就在这刺痛与抚慰的反复拉锯中，原本的历史事件转换为精神事件，原本是身体的“放逐与回归”，转变成精神的“放逐与回归”。最终，将一种纯粹的、带有浓厚宗教情感的“放逐与回归”的绝对理念，安放在每个犹太人的心中，成为每个犹太人的思维结构和情感模式，也成为犹太教重要的核心价值和独特的理想结构。
  
  
  
  重建圣殿
  
  
  
  上帝给了世界十分美丽——九分给了耶路撒冷，剩下的一分给了世界其他地方；上帝给了世界十分哀愁——九分给了犹太人，剩下的一分给了世界的其他人。然而，与《塔木德》里这种感叹大相径庭的是，尽管距离尼布甲尼撒焚毁耶路撒冷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这座圣城此刻依然是一片废墟。那种别样的阴森和荒凉的景象，让回归的犹太人似乎已将十分哀愁都汇集到了自己心里。
  
  不过，让民族的集体记忆重新穿上个人感性的外衣，将过去老人们的生动讲述安放进具体的故事环境，这种苦难的物质形象并不能让充满智慧和激情的所罗巴伯却步。这个曾以“女人和真理是世界最强者”的雄辩让居鲁士大帝折服的智者，尽管生长在巴比伦，但却无时不向往着耶路撒冷，向往着光辉的圣殿。也许这种景象早已在他的预料之中，也许物化的苦难更坚定了他的决心，所罗巴伯带领着大家，以最简单的劳动工具和最旺盛的劳动热情，开始了清理废墟、重建圣殿的艰巨工程。
  
  然而，在回归与重建的复杂活动中，最大的挑战并不来自于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表现为已经移居到此地多年的异族民众的强烈抵抗。其中，以撒玛利亚人最为突出。尽管所罗巴伯已被新帝国任命为犹大省的省长，但这种没有执法保障的行政权力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执行。这种状况是可以理解的：且不说新帝国还未真正建立起统治权威，更难办的是，原来的移民根据旧帝国的法令，已经合法地获得了原本属于犹太人的空置房屋和土地，并且已经生活了多年，现在要让他们将这些财产无偿退出交还给回归的犹太人，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掠夺和抢劫。曾经拥有者的激烈的反抗在所难免。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现在已很难想象当时的具体情况。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所罗巴伯与回归的犹太人花费了最大的精力和最多的时间，去进行这场回归后的民族生存的激烈斗争。可能是在战斗与和谈、妥协与抗争以及赎买与没收的反复交替之中，从巴比伦回归的犹太人才艰辛地在故乡重新安顿下来。但是，这场生存斗争不仅耗费了回归重建的大量时间，而且在异族民众和犹太人之间播种了更多的仇恨与隔阂。异族人决心把这种经济上的损失转变成破坏犹太人精神生活重建的力量。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就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将圣殿山的废墟清理完毕，刚准备完新建圣殿的地基工程时，居鲁士大帝去世。撒玛利亚人编造了犹太人重建圣殿是为了背叛新帝国的谎言，而此时波斯帝国王冠的继任者竟然相信了这种毫无事实根据和逻辑混乱的说法，下令停止了圣殿的重建工程。
  
  这种被迫的停工持续多年，直到波斯帝国最伟大的君王大流士一世继任，才给沉闷生活中的犹太人带来了希望。或许是所罗巴伯从耶路撒冷给巴比伦的同胞传递了信息，使身处已被立为波斯帝国首都之一的巴比伦的犹太人心急如焚。危难时刻总有义人挺身而出，这似乎已成犹太人的规律。在巴比伦新王朝颇具声望的两位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毫不迟疑地站了出来，可能顾忌到新任国王已将琐罗亚斯德宗教定为波斯国教，他们较为聪明地采取了两面手法，一边以先知名义鼓动耶路撒冷的工程重新动工，一边通过波斯帝国的重臣向新帝王请奏。与犹太人的期望完全吻合的是，大流士一世不仅坚决地支持犹太人的圣殿重建事业，而且还另行颁发了相关的法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提供了更大的保障与支持。正是在这种精神上的热情鼓舞、政治上的可靠保障和经济上的强大支持下，所罗巴伯和圣殿的建设者们爆发出巨大的创造激情和建设能量，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工程突飞猛进，终于在公元前515年竣工建成。这座仿照所罗门圣殿的宏伟建筑，也许不及前者富丽堂皇，但也极其巍峨壮丽，结构沉稳，显得格外庄严肃穆和圣洁。为了与所罗门圣殿相区别，史称所罗巴伯圣殿，也称第二圣殿。满怀对耶和华上帝的无限感恩和崇敬，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大祭司带领着全体犹太人，在这座曾消失了70年之久的上帝的光耀之所，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庆祝典礼。
  
  第二圣殿的建立，无疑是以色列民族与宗教发展史上的崭新篇章，不仅翻开了重建祭司王国可能性的新的一页，重新把分散居住的犹太民族凝聚到一起，加强了民族向心力和民族的统一性，而且以新的宗教崇拜中心重塑了犹太教，在短期内将分散的祭司阶层重新团聚起来，并快速组建了新的祭典团队，为犹太教第一经典《希伯来圣经》的编写创造了组织和宣传条件，对犹太教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宗教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以斯拉重建精神之城
  
  
  
  人类文明成果的凸显总是出人意料。当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重新闪耀着圣殿的光辉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巴比伦的犹太集居区里，欢声雷动的犹太人可能更为激动。想象的事物也许没有那么生动和精彩，却总是比现实的事物带有更多的主观色彩，因而更让人牵肠挂肚。巴比伦的犹太人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向往着新的耶路撒冷。在这些向往新圣殿的人群中，有一群人一定更加动容，但他们强迫自己擦干激动的眼泪，平复澎湃的心情，投入到更加忘我的工作之中。以斯拉就是这一群体中的一个年轻人。
  
  以斯拉是以色列伟人之一。这个故意隐身历史的以色列英雄，似乎尽量做着抹煞个人足迹的工作。在他的卓越干扰下，我们现在只知道他出身于祭司家庭，是个家谱清晰的文士。但似乎又不是一般的文士，因为他与新帝国的最高层保持着令人疑惑的亲密关系：波斯王朝竟能随他的意愿下发公文、拨出专款，等等。这些谜团用文士的优秀业绩很难解释。
  
  种种历史迹象显示，当巴比伦的犹太会堂逐渐形成之时，作为法利赛人的先导，已经活跃着一些具有申典倾向的业余信仰团体。他们不仅承担了讲解律法的各个犹太会堂主持人的角色，也常常聚集一堂，研讨和探寻复兴民族宗教的伟业大计。正是在这看起来不太起眼的一次次类似文人雅士闲暇活动的重大历史进程中，一些最重要的宗教问题被提了出来，并促使思想者们去追寻最佳的答案。既然苦难是上帝对犹太人罪过的惩罚，那么怎样的生活不会产生罪恶呢？既然罪恶的生活是对与上帝盟约的背约，那么圣洁的守约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既然整个世界都是上帝的安排，各种加害以色列的异邦也都是上帝实施惩罚的工具，那么怎样认识这个世界才是正确的呢？既然犹太人被上帝遴选为神的仆人和优先的选民，犹太人应当怎样做才能承担这个重责而不辜负上帝的恩赐呢？这些最重大的宗教问题其实也是最重大的哲学问题，但它与纯粹的理论探索不同，不仅需要伦理学和本体论的基本答案，更需要具有宗教性的终极回答和特别容易仿效的实践指南。
  
  毫无疑问，以斯拉找到了这些答案。或许是智慧的先知和前辈们的点滴启示，或许是全能的上帝直接指点，以斯拉一定为自己的发现欣喜若狂：既然一切都是上帝的制造和安排，按上帝的旨意去看待世界就一定是最好的世界观；既然上帝已经通过摩西制定了犹太人生活的律法，按上帝制定的律法去生活就一定是最好的生活；既然犹太人能够遵照上帝的旨意对待世界，又能够按上帝制定的律法去生活，上帝就一定会满意犹太人的表现，因而也一定会按盟约让犹太人成为上帝的仆人和优先选民。
  
  正是在这种穿越历史光芒的思想发现的巨大激励中，以斯拉和他的团队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重大历史责任。为了忠实地遵照上帝的旨意和律法，原来的那种只言片语的文传托拉显然无法满足分散居住的犹太人的需要，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编写与修订，但其中不仅存在着一些历史和思想的空白，还缺少了许多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同时还有不少错误与遗漏；更重要的是，这些零散的成文托拉，在前辈们的不懈努力下，虽然已有篇卷之分，但还各自独立，不成系统，更没有形成正经典籍的神圣形式。如果将这些托拉重新编写和修订，不但能弥补上述各种缺失和遗漏，而且将它们连贯起来，合编成一部经典，让分散各地的犹太人每人都能手持经典学习与研修，那么犹太人将从此走上一条完全由上帝指引的金光大道。在经过这些正确的探讨和制定了理想的目标后，以斯拉和他的团队便开始了艰巨而伟大的案头工作。这工作一定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其间一定充满了思想干枯的苦涩和灵感泉涌的欣喜，也一定充满了笔耕的乐趣和宗教情感得到满足的欣慰。就这样，《希伯来圣经》的主体——《摩西五经》的编写修撰工作顺利完成了。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以斯拉和他的团队带有申典倾向，但是，或许是因为不少人共同的祭司家族背景，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明显的祭典色彩。因此，在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加进了不少祭祀仪式、洁净生活与宗教节日的律法规定和程序等内容。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内容大多成为了改善犹太人命运的正面力量。
  
  以斯拉不仅领导和组织编撰了《摩西五经》，同时还是这部经典的第一个发行者和推广家。现在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以斯拉当时到底采用了什么锦囊妙计，居然让笃信琐罗亚斯德教的阿尔塔薛西斯一世颁布了强力推广犹太教经典的帝国公文并拨付专门经费。也许，紧邻犹大省的埃及人的叛乱在此时帮了以斯拉的忙。总之，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以斯拉和他的团队带着2000多名肯定也是《摩西五经》的推广志愿者们，顺利地于公元前457年春天返回了耶路撒冷。可以肯定的是，以斯拉的经典推广事业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不仅组织了许多场专场布道演说大会，让《摩西五经》得到广泛传播和学习，使这部经典成为犹太人的万事指南，还组织了全犹大地的犹太人重新与上帝在第二圣殿前盟誓，与耶和华“签定”新约；与此同时，他还运用强力手段重新整顿了犹大地原有犹太人的“不洁而罪恶”的生活，强制解除了一批与异族通婚的“不洁婚姻”，惩戒了包括部分高级祭司在内的违约恶行，带领广大会众遵照律法规定与程序进行各种节日活动，使整个犹大地的犹太人的信仰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以斯拉团队和他所带回的2000多名志愿者，自觉地走向了各个城市与乡村的犹太人社区，带领并帮助每一户犹太人抄写与讲解《摩西五经》，将犹太教经典传入了整个民族的千家万户，从而实施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民族的扫盲教育活动，使犹太人成为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接受全民教育的民族。
  
  实际上，在以色列的民族发展史和犹太教的宗教发展史上，没有人比以斯拉的贡献更大。他不仅重建了犹太人的思想之城，还把宗教理想主义推向了极致，甚至成为历史的分界线和标杆。因为从此以后，犹太人变成了一个以圣书为依归的民族。正如有的宗教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以斯拉之前，犹太人以他们的生活为依据创造了《圣经》；而在以斯拉以后，犹太人则是以《圣经》为依据塑造了他们的生活。
  
  
  
  尼希米与以斯帖：以色列民族的卫士
  
  
  
  把尼希米与以斯帖联结在一起，很容易给人一种扰乱视听、破坏历史顺序的错觉。但为了写作上的方便性，更重要的是这二人在精神上的某种联系，这种安排自有道理。这是必须首先说明的。
  
  尼希米是伟大的以斯拉的同时代人，也出生于巴比伦。但和以斯拉不同，尼希米投身于政界，在年轻的时候已是波斯帝国阿尔塔薛西斯一世的重臣。当时波斯帝国的中央政府设在书珊，在波斯湾北边的克尔凯河畔，是波斯帝国独特的4个首都之一。虽然远离耶路撒冷，但年轻热情的尼希米却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故乡的同胞。他的这种牵挂是完全有理由的：虽然这时尚在波斯帝国的强盛时期，但在这个统治着100多个行省的庞大帝国的疆域里，犹大省东西邻近的埃及人和亚扪人都正举行着反抗波斯人的民族解放运动。战乱的怒火在旷野里蔓延，稍有不慎就会危及到已重建圣殿的耶路撒冷。在这种担忧之中，几个从耶路撒冷来的本家兄弟给尼希米带来了不好的消息：复兴中的耶路撒冷，不仅遭到叛乱之邦的战火威胁，而且撒玛利亚人的参巴拉帮和亚扪人的多比雅帮已经在乘乱攻击犹太人。由于没有城墙的保护，回归耶路撒冷的同胞们正遭遇劫难，重建的第二圣殿也处于危急之中。当忧虑变成现实，心理的打击便加倍而至。这使向来乐观欢快的尼希米愁容不展，对他特别信任和钟爱的波斯国王在明了原委后，似乎也被他对同胞的慈爱打动。或许是为了加强对叛乱地区的联合行动的需要，阿尔塔薛西斯一世答应了尼希米的主动请缨，委派他为新的犹大省省长。就这样，尼希米怀着捍卫以色列、保卫耶路撒冷的决心，风尘仆仆地赶赴耶路撒冷。
  
  根据相关记载，尼希米在担任两任犹大省省长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大事：一是重建了耶路撒冷城墙。作为冷兵器时代屡试不爽的防卫铁律，高大而宽厚的城墙是人民生命财产的首要保证。为了保卫以色列，尼希米以极大的热情带领民众日夜抢修，甚至出现了“一手拿武器，一手做工，从星出一直干到星没”的特别建设的场景。通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140多年前被巴比伦军团焚毁的城墙，终于重新挺立在耶路撒冷的四周，成为犹太人稳定社会的坚强保障。二是动员和鼓励巴比伦的犹太人继续返回故乡，加强犹太人在原住地的民族力量。跟随尼希米第三次回归的犹太人，主要是祭司、利未人、圣殿歌手、守卫和建筑工人等几大类专业人员，总数大约几千人。他们的到来使整个社会结构更加合理，社会分工更加专业化，促进了犹太人社会的复兴和繁荣。三是重建了犹大省的以色列社会的行政管理体系并整顿了犹太人的世俗生活秩序。为了使犹太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尼希米对全体犹太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人口普查和登记，并以此作为制订社会发展规划的基础，重新划分了土地和居民布局，按十分之一的人口比例重订了首都与各地区的人口发展计划。与此同时，做了新的社会产业布局与分工，将全犹大省划分为五大行政区进行管理；特别重要的是，在以斯拉的配合下，尼希米重整了犹大地的宗教生活秩序，建立了以圣殿大祭司为首和以各级地方祭司为辅的宗教管理体系；严格了宗教生活的圣洁性，规定安息日停止一切集贸活动；与此相配合，以宗教事务第一、行政事务第二的原则，重新制订了什一税的税制和征收与使用办法。这些措施都为以色列社会成为相对自治的祭司王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被尊为以色列保护女神的以斯帖，其实生活在以斯拉和尼希米之前，是波斯帝国大流士之子亚哈随鲁国王的王后。这个时期史称薛西斯一世时代。按辈分，她应当是钟爱尼希米的阿尔塔薛西斯国王的母后。不过，这个也许是以色列历史上最美丽的女人，虽地位尊贵，童年生活却十分不幸。由于父母双亡，她被巴比伦的表哥末底改抚养长大。和许多传奇的诞生一样，苦水里往往开放出最耀眼的花朵。就在她含苞欲放、婷婷玉立的青春年华里，继位刚三年的波斯国王因对王后不满，以抗旨的罪名废弃了旧后。在选拔新后的全国选美大赛上，这个原名哈达莎的美丽女人艳盖群芳，使亚哈随鲁国王对其一见钟情，戴冠封后，并为其改名以斯帖，意为“女中明珠”，婚后国王更是对她疼爱有加。皇恩延泽，她的表哥兼养父末底改也被宠招进宫，成为波斯王朝的一名臣仆。
  
  如世上的大部分悲剧一样，充当罪恶替身的亚甲人哈曼成为国王的最高权臣时，犹太人的悲剧即将降临了。高傲而狠毒的哈曼因为末底改没有向他下跪敬礼，便突起杀机，不仅要灭杀末底改家族，而且要灭绝末底改的民族。只跪拜上帝不跪拜他人的犹太民族的宗教习惯让这个罪恶小人无法忍受。哈曼充分利用了国王对他的信任，以一种无定义的模糊指称，向国王奏告了这个以自己的律法对抗国王法律的民族，并要求灭绝这个公开反对波斯帝国权威的民族。疏忽而易怒的亚哈随鲁王被哈曼轻易欺瞒，将自己的玉玺随意盖到了哈曼早已拟定的公文上。在这个以色列民族的死亡通知书一般的公文上，赫然标示着哈曼通过抽签择定的12月13日为消杀全体犹太人的杀人日期。当以斯帖王后惊闻这个天大的噩耗时，不禁抛却一贯温柔良顺的风度违礼闯宫，当面揭露了哈曼利用私怨欺瞒君主削弱国力的可耻行径，这一行动将哈曼彻底打垮了，不但一举除掉了哈曼家族，还将哈曼抽签选定的日期变成了以色列敌人的死期。以斯帖充分利用这一事件的正面价值，从政治上大大提高了犹太人的民族地位，为以色列民族的发展拓宽了更大的政治空间，她的表哥末底改不久后擢升为波斯帝国的宰相便是这一事件的直接成果。尼希米成为后朝国王最信任的朝臣之一，肯定也与此有关。
  
  以斯帖挽救以色列民族免遭灭绝的大义之举，感动了全体犹太人民。为了纪念这一壮举，犹太人将犹太历的12月14日定为欢庆日，用以庆祝哈曼灭族之祸签定日的阴谋破产。抽签的希伯来语为普珥，故称普珥节（又叫普林节）。这个大约在每年公历3月15日前后的民间节日，已经成为犹太人最盛大的狂欢节。
  
  
  
  相对独立的祭司王国：犹太教的大发展
  
  
  
  纵观以色列的历史和宗教史，你一定会惊奇地发现，从波斯帝国灭绝新巴比伦帝国的公元前538年，到马其顿帝国打败波斯帝国的公元前332年，可以非常鲜明地分成两段：前一百年轰轰烈烈，惊心动魄；后一百年无声无息，空白沉寂。犹太人像一条横空出世的神秘巨龙，在一番震惊世界的翻江倒海之后，突然遁藏进一片云海，无影无踪了。
  
  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虽然历史从来都是大人物的舞台，但创造历史的责任并非完全由杰出个人承担。在以斯拉们宣告先知时代结束的同时，跪着的凡人们站了起来。仿佛是响应历史号角的召唤，一大批曾经笼罩在伟人光环中的小人物，就这样被新的时代浪潮推到了前台，通过他们一代又一代的集体努力和奋斗，改变着犹太人的民族性格，也改变着犹太教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凡人时代。
  
  认真考察起来，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后，犹太人迎来了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首先，波斯王朝不但以特别的宽容支持犹太教的重建和发展，而且，通过以斯帖和尼希米的努力，在政治上也给予了犹太人最大的自由：他们赋予了巴比伦的犹太教祭司和文士集团极大的权力，让他们选择和任免犹大省的最高宗教管理人员，决策和管理犹太人的宗教事务（也许这是以后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建立的犹太教公会的雏形？）。另外，也许是长期集中于征讨与对付希腊帝国和其后的马其顿帝国，波斯国王放松了对庞大帝国的属地管制，特别是对已经获得信任也从无叛乱行为的犹太人，更是网开一面，在政治上采取了主权名誉性管理，甚至减免了犹大省的征税和征兵，让犹太人实际上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祭司王国。当然，特别重要的是，在以斯拉推广普及《摩西五经》以后，特别是规定每周一和每周四为犹太人的公共读经日的制度，犹太人的宗教和世俗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犹太人史无前例地进入了一个热心学习和研读圣书的全民“教育”时代。为了实现人生最根本的目标，无论贵族还是农人，都以抄写和习读《摩西五经》为家庭和个人最重要的任务。这样一来，宗教的热潮又推动了文化扫盲运动的开展。即便是教文识字也呼唤着大量的专业人才，更别说对圣书的讲道释义所产生的巨量需求，有文化而又对圣书有专门研究的文士，一时间成为以色列社会最热门和最受尊敬的职业。许多人开始将文士作为人生最好的职业选择，文士运动因此蓬勃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犹太会堂也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成为城镇和乡村的各个犹太社区集中研读圣书和进行日常祭祀的专门场所。
  
  在这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大批的文士和祭司无形中创造了犹太教最伟大的历史成果：成文托拉的极大丰富与口传托拉的大量传播。为了提高本身的职业素养和水平，也为了适应讲经传道工作的实际需要，他们必须对同胞们提出的许多现实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促使他们在研讨《摩西五经》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放到研读和探讨与现实生活联系更加紧密的各种版本的先知书上。其中一定有一些研修团体，对于已有的先知书还不太满意，于是，他们开始大胆地按现实需要对部分先知书进行改写和续写，或以某些先知的名义进行创作或重写，并以当下的需求和资料对其他的历史书进行补充和改写。然而，对于摩西律法的许多讲解与释义中出现的许多不具体或不容易操作实施的问题，即便是假托知名的先知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也无法让其具有权威性和不证自明的理由。因此只能把这部分内容假托到伟大的摩西名下。就这样，许多具体细致的祭祀规定、宗教节日、刑法与民法的各种条款的司法解释也应运而生，甚至包括文士祭司们在讲道解经过程中的箴言妙语也保存流传，口传托拉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并成为犹太人宗教生活中的实际律法与范式。据一些宗教学者考证，《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是在此间补充了一批新资料而得到了修订和扩充；《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在此间编写的；同时，还补充编写了《诗篇》和《雅歌》。也就是说，如果把《摩西五经》包括在内，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希伯来圣经》的近三分之二的部分，是在这个历史时期里完成的。可以说这是成文托拉创作的时代。《希伯来圣经》的流传版本正是在此时编订而成，也是同期犹太人最珍贵的财产。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所说的以斯拉时期的22卷本《希伯来圣经》，一定就是这个时期的流行版本，他说的22卷其实与现今的39卷并无太大差别。因在他的分卷中，十二小先知书是合为一卷的；另外，《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均无上下卷之分；而《士师记》中则包含路得书，耶利米的哀歌也并在其书中，同时，以斯拉和尼希米是合为一卷的。实际上，约瑟夫所说的22卷本就是现今的39卷本的母版。后来在亚历山大城诞生的七十子旧约希腊文译本，无疑就是以这个流行版本为母本的。而对于口传托拉的内容与数量的时代划分，其评估则很难进行，这个任务也许交给《塔木德》的编辑团队更为合适。
  
  与此同时，由于《希伯来圣经》的流传版本的面世，以及大量口传托拉的创作与流行，犹太教进入了一个宗教大普及的历史时期。正是在这种全民对圣书的虔诚颂读之中，在大量充满智慧的文士与祭司们的口传托拉的辅助讲解之中，在社区犹太会堂和第二圣殿的集体祭祀经验的不断重复下，在按时定期的根据摩西律法制定的犹太节日庆典的反复庆贺中，特别是通过各地犹太会堂地方祭司与耶路撒冷圣殿大祭司们，对民法与刑法中的许多典型案例的判决与讲解的律法演示之中，犹太教作为唯一的宗教，真正在犹太人民的心中扎下根来，成为以色列民族和每个犹太人的坚定信仰。也许，在波斯帝国属下的最后一百年，正是犹太教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以色列宗教的民族化和民族的宗教化的黄金铸造期。这也是从此以后犹太人再也没出现过偶像崇拜现象的原因。
  
  在波斯王朝属下的最后100年，也是犹太人口繁衍的高峰时期。这对以色列民族发展绝不是一件小事。由于树立了宗教新风，政治自治，社会稳定，经济也在休养生息中逐渐发展起来，犹太人似乎更加认识到作为上帝特选子民的历史责任，在平静的生活中掀起了一个人口再生产的热潮。虽然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的犹太人称作“在宗教和民族方面都是最严格和最纯洁的人群”，但这一时期其人口增长却是历史最快的。尽管没有准确的人口统计，但从这个时代过去的数年以后，从巴勒斯坦移居到亚历山大城和埃及各地高达100万犹太人的庞大数字就可见一斑。
  
  总结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统治下的200年历史，在今天看来似乎格外有趣：无论是宗教的宽容，还是政治的大度，作为丧失主权的以色列民族，在此之前和从此以后，都再没有享受过更大的自由。他们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结束了集体流亡，实现了故土的回归，而且还在信奉异教的外邦统治者的帮助下，重建了耶路撒冷圣殿，实现了宗教改革，让犹太教得以复兴光大。所有这些，为以色列民族性格的特别锻造和犹太教的发展前行，都奠定了坚实而牢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