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不难懂、有知识、有深度的中国史，是一般人读通中国历史的绝佳图书，也是历史爱好者思索中国历史的精彩读物。
  
  　　★作者师承国学大师，作品语言生动、一气呵成，与太多罗列历史知识的陈词滥调不同，此书的史识和史观都颇具新意，能让你收获满满。
  
  　　★与民国时期的中国通史相比，本书全面吸收了直到21世纪的各种史学新发现和发展，从大数据、大视野角度阐述中国历史，内容更新，更适合值得现代每位喜欢中国历史的人收藏、阅读。
  
  内容推荐
  
  　　这是一本精彩的中国历史入门书，从伏羲神农、春秋争霸、隋唐繁荣到元明易代、清末动荡、中国重生，囊括了上古到今天的历史，全面勾勒出华夏—中华民族族群整体命运兴衰的历程，语言明了易懂，大道至简。
  
  　　本书视野开阔，在讲述历史知识的同时，对中国历史重新分期，构建出一个新的历史图景，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五阶段论”，本是由斯大林同志定型，经郭沫若提倡而变为官方思想的，可这一发明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真实进程;通过对众多繁杂史料的现代化表述，形成一种亲民的文风，让大众更加贴近中国史;紧扣时代关切，引领读者在历史变迁中反思现实，在浅阅读时代获得深思考。
  
  　　这是本让人一读就懂的中国历史，一本干货满满的历史书。相信阅读之后，你会更加清楚，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是如何历经兵燹，浴血重生;又是如何饱经忧患，凤凰涅~,,的。
  作者简介
  
  　　弘亿(王培霖，字弘亿) 山东人，历史学者、专栏作家、社会活动家。现居上海、苏州。年少读史，先后修学于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习经济史并兼及群学，又师从国学大师朱季海先生(章太炎关门弟子)及徐战前、魏嘉瓒等方家修习国故。其作从古今学林汲取思想资源，致力于为华夏文明开生面、为中国国运卜未来。
  目　　录
  
  　　内容精要
  
  　　第一卷 鸿蒙时代
  
  　　第一章　重建中的中国上古史：中华文明起源
  
  　　第二章　神话、历史与民族精神
  
  　　神话：民族心灵最深处
  
  　　强盛文明的言说
  
  　　发现华夏族的性格——中日神话对比
  
  　　第三章　三皇五帝时代：传说与历史之间
  
  　　远古生活：自由平等
  
  　　五帝时代：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华夏族的起源·帝尧时代的景象·禅让的真相
  
  　　第二卷 封建时代
  
  　　第四章　夏、商、周三代综述
  
  　　夏：天下盟主
  
  　　商灭夏：东风压倒西风
  
  　　商朝：女人爱化妆，作战用大象
  
  　　周灭商：农民打倒商人
  
  　　西周：宁静而肃穆的社会生活
  
  　　封建国家的成熟：夏商周不是奴隶社会
  
  　　生存竞争与融和同化：华夏族的形成
  
  　　华夏文明：唯一不曾断绝的古老文明
  
  　　第五章　王纲解纽　春秋争霸
  
  　　春秋初年：历史大转型的预备期
  
  　　东周的内忧外患
  
  　　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郑庄公
  
  　　齐国崛起，桓公始霸
  
  　　春秋时期的“国际公约”
  
  　　宋襄公是个真贵族
  
  　　晋楚争霸，问鼎中原
  
  　　两次弭兵会盟：弱小宋国促成“国际”和平
  
  　　吴越代兴：春秋争霸的尾声
  
  　　第六章　战国：历史大转型
  
  　　战国关键词：残酷的总体战
  
  　　国家裂变：晋、齐的蜕变与割据称雄的加剧
  
  　　改革与变法：战略竞争的时代主旋律
  
  　　历史的特例：合纵连横后强秦一统天下
  
  　　华夏的本来面目：士的精神
  
  　　第七章　百家争鸣：中华文明灿烂原乡
  
  　　孔子的身世与儒家学派的形成
  
  　　墨子：不尚空谈的伟大行动家
  
  　　道家：奠定中国人的世界观
  
  　　法家有三派：治国有利弊
  
  　　邹衍、杨朱、陈仲、许行
  
  　　神秘的人物：鬼谷子其人与纵横家
  
  　　第三卷 帝国时代
  
  　　第八章　秦：法治昙花一现
  
  　　秦人前传：源于山东、称霸西戎
  
  　　风云际会：公孙鞅入秦
  
  　　帝道、王道、霸道，秦孝公选择“霸道”
  
  　　商鞅的法治思想
  
  　　商鞅变法：改变中国历史的推手
  
  　　秦国崛起：制度的力量
  
  　　一统天下，终结五百年混战：“皇帝”的诞生
  
  　　帝国的建设：统一文字与交通
  
  　　秦国的国防：北击匈奴、南征南越，建成万里长城
  
  　　大秦帝国政治：“利维坦”猛如虎
  
  　　强秦为什么灭亡
  
  　　楚王之约：楚汉争霸的伏笔
  
  　　第九章　汉代：奠定中国人的性格
  
  　　汉代的伟大及其流弊：帝国定型与尚武精神的丧失
  
  　　前传：楚汉争霸的经过
  
  　　史上第一个庶民王朝
  
  　　汉初的经济繁荣
  
  　　汉武帝亲政：派李广、霍去病大破匈奴
  
  　　开疆拓土，设立十三州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为帝国政权所用
  
  　　王莽改制：一场儒家原教旨主义大败局
  
  　　东汉：以小市民的心态立国
  
  　　暂时强盛，持久暗弱：东汉给后面四百年投下的阴影
  
  　　繁荣一时的科技：科学为什么长不大
  
  　　东汉影响了欧洲历史
  
  　　第十章　魏晋南北朝：华夏第一次生存危机
  
  　　五胡乱华前夜：华夏族的腐化
  
  　　五胡乱华之初的社会形势
  
  　　亡国丑态与衣冠南渡
  
  　　相继举兵争权：北方的混战
  
  　　灭亡与同化：诸胡的结局
  
  　　民族融合与中华文明扩张
  
  　　第十一章　隋唐：帝国的正午
  
  　　杨坚代周灭陈：其兴也勃焉
  
  　　隋朝国祚短促：其亡也忽焉
  
  　　隋唐轶事：李氏家族的非同寻常及李唐血统之谜
  
  　　贞观政治：重振士的精神
  
  　　玄奘的高僧之路：“留学” 年，推进佛教繁荣
  
  　　唐初的拓边：丝绸之路扫清障碍，白江口击退倭国
  
  　　历史华章：开元盛世
  
  　　怛罗斯之战：影响深远的一次碰撞
  
  　　江河日下：动乱前夜的帝国
  
  　　安史之乱与体制问题：渔阳鼙鼓动地来
  
  　　西风残照与晚唐衰象
  
  　　纷乱的五代十国：静海军独立，传国玉玺失踪
  
  　　第十二章　宋代：一个文弱的时代
  
  　　分裂与胡尘——北宋立国的时代背景
  
  　　权术迷雾：宋初三大疑案
  
  　　. 黄袍加身，陈桥兵变
  
  　　. 太祖之死，烛影斧声
  
  　　. 继位之忧，金匮之盟
  
  　　大宋朝的弱势国防
  
  　　王安石变法：大宋自救能否成功
  
  　　屈辱溃败：靖康之变与建炎南渡
  
  　　做武将难：宋代武人的命运
  
  　　崖山兵败，南宋灭亡
  
  　　第十三章　元世界帝国简史
  
  　　蒙古前传：困境崛起，铁血统一
  
  　　长生天之鞭：万人征服欧亚大陆
  
  　　蛮族入侵：蒙古征宋战争
  
  　　压迫统治：四等人制度与“达鲁花赤”
  
  　　政治紊乱：四十年间九皇帝
  
  　　日薄西山：元朝苟延残喘之路
  
  　　元末大起义与元朝灭亡
  
  　　尾声：蒙古人北逃后的命运
  
  　　第十四章　明朝：西方向上，东方向下
  
  　　明朝开篇：恢复中华
  
  　　朱元璋的个性和明初政治
  
  　　明朝失败的帝王教育
  
  　　宣扬国威与万国来朝
  
  　　郑和下西洋为何难以为继
  
  　　明朝危局：土木堡之变
  
  　　张居正改革
  
  　　东西方历史分野：法律与制度的作用
  
  　　晚明的内忧外患：帝国破产
  
  　　第十五章　第三次生存危机：清建政始末
  
  　　争夺大明遗产
  
  　　大清的征服和统治
  
  　　版图扩张：领土和民族的整合
  
  　　隔绝与落伍：世界潮流中的大清国
  
  　　马戛尔尼访华：近代史的开端
  
  　　欧洲大炮改变中国：进入世界局势
  
  　　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为何都不能救中国
  
  　　第十六章　晚清：走向近代
  
  　　“列强”各不相同的对华心理
  
  　　决定国运的甲午海战
  
  　　甲午战败后的救国之路：改良与革命赛跑
  
  　　辛亥革命与南方独立
  
  　　帝国的终结：大清朝的最后一天
  
  　　第四卷 大国问路
  
  　　第十七章　民国：寻找制度的苦难历程
  
  　　大转型：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
  
  　　民国建立：风雨飘摇中袁世凯掌权
  
  　　效仿欧洲：移植代议制
  
  　　移植代议制失败与袁氏复辟
  
  　　代议制再次失败与南北分裂
  
  　　否定代议制思潮与新思想的诞生
  
  　　南方革命政府初步统一中国
  
  　　民国建设的黄金十年
  
  　　重建代议制及其失败
  
  　　从华夏族到中华民族
  
  　　第十八章　日本侵华：第四次生存危机
  
  　　日本侵略扩张的千年大梦
  
  　　战略大棋局
  
  　　战争进程：日军大举进犯，中国苦战周旋
  
  　　日本终被拖垮
  
  　　结局：日本投降与中国重建
  
  　　第十九章　世界体系变迁与中国国运
  
  　　西方的崛起
  
  　　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
  
  　　文明集团竞争：华夏中国涅~,,重生
  
  　　第二十章　复卦：历史大转型进行时
  
  　　致谢名单
  
  　　鸣谢
  显示部分信息
  前　　言
  
  　　当我们脚踩着历史长河里的石头(序)
  
  　　这是一本中国历史入门读物，旨在用生动、流畅的语言和一个新的框架结构，引导国民快速读懂中国历史，并讲述华夏——中华民族这一族群(Ethnic groups)整体命运兴衰的历程。
  
  　　历史是生存竞争的记录。在物种竞争的洪流中，人类通过上百万年的努力，从食物链的中低端攀爬到最顶端;在人类社会内部，生存竞争促使族群分化、淘汰。人类历史上的几万个民族、数千个文明，大部分已经被生存竞争的巨浪淘尽。至今犹存的十万人口以上的民族，全世界只有300 多个，而其中具有文明原创力的，又是寥寥少数。数千个小型文明体，或者消灭，或者融入更大、更复杂的文明体之中。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特殊的一个。
  
  　　正如失忆的人要靠信息重建记忆系统一样，经历过“时代脑震荡”之后的中国也要靠历史信息重建价值系统。斗胆预测，几十年内，中国社会必将兴起一股重新思考国史的热潮，果能如此，本书愿意作“为王前驱”式的探索。
  
  　　解决国民读史的痛点
  
  　　本书并非定位于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专门为普通读者准备的。
  
  　　如果把中国社会平均计算成一个人，目前其年龄约40 岁，学历只是初中已经毕业、高一还没读完，观念和学识都在快速变化成长(相比之下，德国、美国平均年龄约38 岁，受教育年限约14 年，即大专毕业)。显然，这跟200 年前甚至100 年前的中国人平均值已经大不一样。那时候的“平均中国人”只有30 岁出头，但近乎于文盲，知识、观念均来自传统惯性和上界之灌输。
  
  　　200 年前的国人，只有少数科举精英能够读正史，大众其实是靠《三国演义》甚至说书唱戏之类来了解历史、形成历史观(合久必分、阴谋权术等)的，今天，显然不能再这样了。不靠《三国演义》，靠什么呢?本书想要作一个适合“平均中国人”读史的新探索。
  
  　　这里首先要解决两个痛点。
  
  　　一是要逾越学术障碍。不管是古代的《三国志》(陈寿)、《靖康稗史笺证》(确庵)，还是现代的《殷墟卜辞综述》(陈梦家)、《国史大纲》(钱穆)，抑或是海外的《中国：传统与变迁》(费正清)、《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马士)，如要把这一类纯学术或半学术著作强加给普通读者，恐怕都不太合适——好像庄子笔下那只海鸥，飘飘然落在国都郊外，齐王向它献上酒肉之宴，却并不符合它的口味。
  
  　　二是要回答时代关切的问题。时代在快速变化，而史书大都“瞠乎其后”， 望尘莫及。社会大转型必经的历程，是普遍知识和价值观的震荡重组，好比全社会每个大脑都在重装系统，这一进程急湍奔涌、波澜壮阔，于无声处听惊雷。对于时代的重大关切，一部好的史书应该作出必要解答。一部好的史书是望远镜，而不是浮云遮望眼。一部好的史书，要辨析历史源流、提供战略视野和历史观， 而不是堕落为《甄<执芬焕喙肪纭Ｋ裕扛鍪贝杏胫嗥ヅ涞睦肥椤r
  　　在以上两个方面，本书都愿意作出探索。
  
  　　孔夫子也有不足
  
  　　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在引入西学体系之后突飞猛进，学术成果丰硕，历史作品气象万千。本书从中汲取了智慧和养分，当然，也修正了其中的不足。
  
  　　就中国通史类读物来说，普通读者常接触到的大概有如下几类：
  
  　　一是民国年间的学术或半学术作品，那是历史研究的革新时代，各类史学著作灿若云霞、蔚为大观。二是几十年来最主流的“教科书派”，它们曾经山河一片红、稳居核心位置。代表性的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白寿彝《中国通史》。三是《史记》《资治通鉴》等古典作品。
  
  　　民国年间的历史学界，“史料派”是第一大流派，此派重视考证，反对任何“经学式”发挥，在学术界地位近乎垄断(如钱穆就因此长期不能入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傅斯年有一句名言：史学就是史料学。这种取向，是那时绝大部分史书的底色。因此，民国学术作品对解释历史演进原理大都缺乏兴致。
  
  　　但对大部分普通读者来说，了解历史的意义在于提炼历史经验，建构认知地图，这是中国传统上最为珍视的智慧形式。知识不等于认知，史料积累不等于历史智慧。历史史料本是碎片化信息，只是“小数据”(局部记录)而不是“大数据” (全面记录)。通过“小数据”来理解历史是远远不够的，何况还有许多“大数据”淹没在黑暗中。我们既要见树木，还要见森林。可惜，这不是民国年间史学界诸公之所急。
  
  　　教科书派填补历史空白，蓬勃崛起，史料派在青年中丧失市场份额，犹如齐、鲁之雅乐，不敌郑、卫之新声。教科书派断言解释历史，在历史哲学的巅峰位置引爆思想、在青年群体头脑中重装系统。这是一场宏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在史学领域的反映。晚清以来风靡半个世纪、具有世界观和思想武器作用的今文经学与之相比，不啻为小巫见大巫。
  
  　　沧海桑田，变了时代，换了人间。互联网以光速疾驰，教科书望尘莫及。有些历史解释正被反思，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五阶段论”，本是由斯大林同志定型，经郭沫若提倡而变为官方思想的，可这一发明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真实进程。解释现代社会的出现、生长及其运行规律，教科书派哑然失语，遑论洞见未来。该派一边文笔枯槁丑陋，一边又总是板着脸作权威状，互联网新新人类弃若敝屣，岂非必然?
  
  　　近些年一度兴起“国学热”，古典作品再度升温，反映出当今社会在重新寻找精神之锚。不过，阅读古典史书，特别需要分辨其中的精华与糟粕。比如说，儒生写史，为了达到其主观说教的目的，往往不惜歪曲事实。以孔子为例，当时鲁国国君先后有四个被臣下弑杀(隐公、闵公、公子般、公子恶)，有一个被放逐(昭公)，又鲁桓公因窥破齐襄公与妹妹文姜乱伦私通，被齐国暗中辱杀，这些重大事件，孔子作《春秋》均曲笔掩盖。孔子之徒，甚至还公然声称鲁国君臣不曾相弒(《礼记·明堂位》文)。至于孟子，他所主张的历史，不少是假的，他所反对的历史，却往往是真的a。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为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对陶潜、刘备一类“正面人物”的缺点选择性忽视、过滤掉负面新闻而只作正面报道。
  
  　　另外，官修史书政治挂帅，史官貌似独立的背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到清朝时代，又经历了一次异族政权的系统性阉割。这就是汤因比所谓“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
  
  　　综合前人，本书追求两个目标：
  
  　　一、按照最新的学术研究和考古发现，综合之前的历史著作，力求学术准确、叙述得宜。一位法国政治家曾讽刺俄国说：在俄国，历史是沙皇的财产(指其随意摆布捏造)，笔者自信可免于此讥。本书引入了科技考古学、分子人类学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比以往的史书更加接近实真相，这也是前辈学者所未能见的。
  
  　　二、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探究历史演化背后的原理，找到在历史风暴源头扇动翅膀的那只蝴蝶。
  
  　　寻找历史的蝴蝶
  
  　　历史进程如一个巨大混沌，在混沌中辨析源流，可以发现若干规律和因果。古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之说，把“四维”归结为国家兴亡的最主要因素， 这当然不对。真正决定一国历史兴衰的，是两个根本因素：制度和民族基因禀赋。民族基因禀赋代表潜力，而制度决定潜力发挥的程度。国家发展水平为两者之积。民族基因禀赋五光十色，制度系统千差万别，两者的组合让人类世界产生分化。
  
  　　由于相关学科(如制度经济学)出现较晚，前人对制度的理解并不深刻。对中国历史的考察虽已十分细密，但在一些学者们的认知图景中，制度却在暗处。这就像庄子笔下的猫头鹰的视力，有时明察秋毫，有时却瞠目不见丘山。因此，在笔者看来，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往往选择的是次要的技术性指标。本书力图对中国历史演化重新梳理，以制度变迁为维度，划分成鸿蒙时代、封建时代、帝国时代、大国问路四个阶段，是为新的框架。
  
  　　民族基因禀赋通过血统遗传，大致可视为常量。制度则可以视为变量，通过与常量的函数作用，决定着历史兴衰。
  
  　　当然，历史兴衰非常复杂，驱动因素除上面两个之外，还有很多(相对次要的)，历史轨迹是他们的合力作用。如，尚武精神的兴衰就在中国历史上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大体来说，自上古至西汉是尚武精神的时代，西汉中期尤其是东汉以后，尚武精神就逐渐消失了。尚武精神短暂复兴时，国家变强大(如唐朝、明朝初年)，但一旦静止下来，尚武精神渐失，国运便长期低迷。
  
  　　尚武精神属于文化意识形态范畴，论述文化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兴衰的作用，最著名的著作可能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了。中国传统上对文化精神领域极其重视。孔子及其后学主张“有教无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究其根源，不过是将文化意识形态提高到“普世”的高度，盖过了种族差异等其他要素，这就像葡萄牙人把天主教作为唯一的认同，不管日耳曼人还是印第安人，只要信仰天主教，就是一家人。
  
  　　其实，文化意识形态在历史中的作用相对次要。就如同地球公转主要是因为
  
  　　太阳引力，其他星球的引力相对次要，最大作用只是将地球运动轨道从正圆变成椭圆。文化意识形态就是“其他星球”中的一个。
  
  　　文化意识形态跟制度一样，对一个民族来说，既可以原创、继承，也可以后天选择。文化选择有时主动，有时被动。人类历史上，被动选择居多。例如，目前人类当中的大部分人所说的语言，其实是举刀屠杀他们祖先的征服者所说的语言。当然也有主动选择文化的，回鹘人原信仰佛教，伊斯兰教崛起东向扩张后，改宗伊斯兰教。鲜卑人原信仰萨满(shaman)教，魏孝文帝时自愿全盘汉化。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选择发生过多次，文化变迁的潮流也一直绵绵不绝。第一次大规模“西学东渐”是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输入;第二次大规模“西学东渐”出现于鸦片战争之后，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主张全盘西化、顾颉刚主张否定中国古史、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代表了这一波思潮的极端状态。
  
  　　文化可原创，可选择。制度有内生，有移植。考察历史，其成败半由人力半由天，所谓“人力”，即是靠民族天赋基因来发挥作用的部分。
  
  　　中国再认识：共看明月应垂泪
  
  　　人类生存要依靠一些神秘的认同。“史”在中国有特殊性，一直以来，它都是构成华夏精神世界的关键载体。
  
  　　数百年来，自私自利的市侩和乡愿意识统辖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心理，但在这满盈的市侩气氛中，真正中国的“士”，何尝一天放弃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责任感。一代代为中国奋斗过的人仆倒了，新生者继续前行，中华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在血火之中如此坚韧，深刻的历史意识功不可没。
  
  　　但历史意识已不再强健。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有两种方法可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对中国来说，文化精神枯萎并非全不可能。
  
  　　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任务是古典文明的转换性创造。其中，核心价值系统要在历史中寻找坐标。祭祀、战争、天地、神明、宗族、故乡，这些都是古人重要的人生价值之锚，其中包含着生存的基因和密码。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中国历史如同一轮明月，需要人们泪眼之后的再认识。
  
  　　人类所有文明体都得面对现代化大转型的考验，这一历程充满风险，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成功者走向繁荣，失败者遭受奴役。在中国历史大转型的洪流之
  
  　　中，当我们脚踩着激流中的石头，已经可以隐约眺望到彼岸。但是到达彼岸不会那么顺利，激流之中暗礁四伏。历史为我们塑造了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 很难飞跃。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洞察数千年历史浩浩荡荡，个人力量永远不能穷极。
  
  　　前辈史家早有感触。张荫麟说：“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顾颉刚说： “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连陈寅恪、章太炎、梁启超等史学泰斗，都曾想著述中国通史而不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以区区之小才著史论史(尽管本书算不上通史而只是一本读史的小册子)，真好比以斗量海、以管窥天，丑态百出、贻笑大方自不能免。然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师朱季海先生(1916—2011 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关门弟子)也曾寄予我厚望和期许，效此蚍蜉之力，以涓滴奉献长河、以一粟奉献沧海，也属义不容辞。
  
  　　王船山诗云：“六经责我开生面。”所谓“责”我，是一种时代的压力。一本通俗读物本来不必承载过于沉重的意义，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使得承担时代的负荷成为必然。故赋诗一首，是为序：
  
  　　长河飞渡竞洪流，掩卷如听万马啾。满目胡尘谁著史，独添爝火照神州。
  
  　　弘亿　2016.8
  显示部分信息
  媒体评论
  
  　　最值得阅读的国史入门书
  
  　　数千年兴衰荣辱 铸就五千年中华文明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清)龚自珍《古史钩沉二》
  
  　　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 钱穆
  
  　　死亡的历史会复活，过去的历史会变成现在，这都是由于生命的发展要求它们的缘故。
  
  　　 ——[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 克罗齐
  
  　　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
  
  　　 ——[德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 恩格斯
  显示部分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重建中的中国上古史：中华文明起源
  
  　　中华文明到底是怎么起源的?
  
  　　几千年以来，人们依据历史书的记载和儒家典籍的描述，天然地认为“三皇五帝”是我们的祖先，由黄帝代代传到尧舜禹，继而是夏商周。这段叙事世系完备、记载有序，人们对此并没有反思和怀疑过。
  
  　　但这个观点在100 年以前被打破了。
  
  　　当时，质疑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反映在史学领域，便是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疑古派)”的出现。他们用西方整理古代资料的办法，重新梳理了古文献和史书，认为中国的古史传说是靠不住的。顾颉刚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而这个论断，否定了整个“三皇五帝”时代，也否定了古史记载的那个黄金时代。胡适声称“东周以上无信史”。顾颉刚甚至通过“考证”，推断出大禹是一条虫子，而不是一个人。传统古史系统于是崩溃，大一统观念也失去依托。
  
  　　“此前，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重视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史学学术背景下，‘三皇五帝’都是想当然的事，文明起源不是问题。然而新文化运动的‘古史辨派’，却动摇了这个基本信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a
  
  　　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中华民族会不会像世上万千民族中的大多数，难以找到自己的起源?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洋说：“历史，是人类的集体记忆。失落了源头，人类就陷入失忆。我们历来自称炎黄子孙，可如果炎黄是否存在也还没有搞清楚， 难道不尴尬吗?”所以，能否通过扎实的科学研究，在准确事实的基础上重建上古史的体系，成为百年来史学界的一大重要课题。
  
  　　1925 年，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考察古史要有文献学和考古学二重证据法。要将地下的考古发现补正文献史料，即以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相互印证，以此辨析历史真伪。比如，如果上古史书记载了某件事，而出土文物恰好也印证了这件事，那这部分记载一定是可信的。
  
  　　于是，在重建上古史与回答文明起源的问题上，考古学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一线希望。由此，中国学术界才开始主动接纳这门源于西方的学问。以考古来印证古史传说，进而重建可信的古史，是近一个世纪之前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的基本心态。
  
  　　1926 年，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考古学家李济来到山西临汾，考察晋南地区，并对西华阴村进行了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独立主持的第一项田野工作。
  
  　　此后，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到了21 世纪，考古研究更加波澜壮阔，例如科技部2002 年立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除了传统的历史、考古等学科外，还集合了环境史学、物理、化学、地理、计算机、动植物、医学、人类遗传学等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门类。
  
  　　100 年来，随着考古学不断取得重大突破，越来越多的古史记载获得了印证。
  
  　　中国夏商帝王世系，自“古史辨派”质疑以来，只被看作传说，不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顾颉刚主张要把这段历史当故事看)。然而20 世纪上半叶以来，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和识别，史记中商代帝王的世系很多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王国维考证发现，《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帝喾确有其人a，《史记》记载的商朝世系也是可信的。这样，被古史辨派一度推翻的夏商世系传说，自此重新获得了可信的证据。
  
  　　1928 年，商朝首都遗址“殷墟”在河南安阳被发掘出来。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墟的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构建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再次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等传统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确为信史。
  
  　　1959 年，历史学家徐旭生根据上古史籍记载的指引，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葱葱麦田覆盖的地下，发掘出一片城市遗址，此遗址距今3700 年左右，考古学家研究认定此时期是夏朝晚期、商朝初年。
  
  　　至此，“双重证据法”所证明的历史，已经被推前到夏商之际。但关于夏禹前的历史，还只是传说，尚未被考古证实。海外学者对这段历史多持怀疑态度。
  
  　　情况终于有了转机。2002 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 距县城约15 里地的一块麦田里，发掘出一片规模巨大的上古都城，都城在鼎盛时期面积达4000 多亩地(280 万平方米)，跟今天的清华大学校园差不多大。这一发现，将历史进一步推前到了尧舜时代，即夏朝建立之前的时期。
  
  　　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王族墓地、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作为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备。这项考古发现，使考古学所证明的中华文明起点由二里头遗址所标明的距今3700 年左右的夏商时期推前500 年，到距今4200 年左右。而根据古书的年代记录，那正是尧舜时期a。
  
  　　遗址中的古观象台，据碳十四方法测定，大约在公元前2100 年左右使用。这个观象台表明，4000 多年前人们已经通过设计大型的建筑，来测定节气。此地还出土了两个精美的彩绘龙纹陶盘，直径近半米，内饰盘龙，龙口衔松枝，说明华夏族的龙图腾已经出现。又出土一只陶土扁壶，上面写有几个暗红色古文字，比商代的甲骨文早至少七八百年。这都表明，当时的文明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
  
  　　2011 年，考古人员在陕西神木发现了石峁古城遗址。石峁古城的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浙江，300 多万平方米)、陶寺遗址(山西，270 万平方米)等已知城址，是目前已发现的我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相当于6 个故宫。石峁古城和周围的卫星城主人是谁，目前尚不确定，有不少学者推断，它很可能是轩辕黄帝领地。其他小型一些的考古发现，更是不胜枚举。
  
  　　李济先生说：“殷墟发掘的经验启示于我们的就是：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账。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资料，一步一步地分析它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
  
  　　与此同时，蒙文通、徐旭生、傅斯年等众多学者也在文献学方法的基础上， 重新梳理上古历史，试图从理论上还原出上古中国的脉络。“三大集团说”“夷夏东西说”等鸿蒙时代社会状况的新描述，逐渐产生。蒙文通和徐旭生各自独立得出了远古时期中国大地上存在三大部族集团的结论，可谓不谋而合。
  
  　　尽管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还远未完成，但经过大量的考古实证加古史重新梳理， 一个上古时的中国，轮廓已经逐渐清晰。有了大量学术研究的支撑，即便跟几十年前相比，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已经大大进步。其实，顾颉刚在考证大禹是一条虫时所用的方法颇多附会，后有好事者沿着顾颉刚的逻辑去考证，考证出“顾颉刚”竟然是一只鸟a。
  
  　　中国上古历史，百年来经历了相信古典——打碎古典——重建新古典之路。这恰似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轨迹，也是中国人百年来思想历程的缩影。国人曾对古人深信不疑，又曾以“五四”“文革”的铁锤将其彻底打碎。而今天，在我们对西方文明激烈拥抱之后，蓦然回首，却发现那些满载着方块字的残简与黄卷，重又在灯火阑珊处放出光芒。时代浩浩向前，我们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清晰地看到这一“正—反—合”的百年路径。
  
  　　对于鸿蒙时代的描述，本书将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互参照来展开。以前的历史书中，这两者大都是割裂的，本书尝试将两者交织进行。
  
  　　在这部分“双重证据式”的历史开始之前，先来讲一讲神话传说的时代。
  
  　　…… ……
  
  　　东汉影响了欧洲历史
  
  　　大约与汉代同时代稍晚，在欧洲，罗马帝国已经在地中海一带崛起、征战。东西方两个大帝国，中间隔着中亚大沙漠。
  
  　　公元1 世纪以前，罗马帝国和中国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人员往来。商业往来主要靠中亚地区的中间人。但中国人和罗马人相互都很关切对方的存在。中国人对罗马人的印象不错，听说他们身材高大长得很像中国人，所以给罗马帝国取名“大秦”——比起视其他民族为蛮夷，这待遇不低。
  
  　　甘英出使大秦失败，最终未能渡海。直到汉桓帝延熹九年(166 年)，大汉与罗马帝国才有正式接触。《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王安敦遣使献象牙、犀角、瑇瑁(大海龟)，“安墩”正是马可·奥勒留(161—180 年在位)，罗马皇
  
  　　帝安东尼·庇护的继子。近年来，洛阳市北郊还出土了几枚古罗马金币，乃是当时罗马商人在中国生活的写照。
  
  　　中国人早已发明了丝绸(看到蚕，想到并做成衣服，确实很神奇)，这种西方人从未见过的华美面料，令他们如痴如狂。今天我们在油画中看到的罗马元老院的元老们身着丝绸，正是来自中国的进口货，这是当时罗马的奢侈品。
  
  　　如今罗马所在地为意大利，该国Gucci、Zegna 之类“奢侈品”目前正在中国大受追捧，其实这些奢侈品相比当年的丝绸地位可是差得远了。一直到公元552 年左右，罗马才获取了取卵养蚕的技术，向阿拉伯人炫耀，阿拉伯人十分吃惊。
  
  　　今天，意大利跟中国并称丝绸业强国，而意大利的设计水平略胜。
  
  　　不幸的是，罗马帝国的两次灭亡，都跟中国有间接关系。
  
  　　东汉时，华夏大破北匈奴后，北匈奴在中国的历史书中就消失了，“不知所之”。后世欧洲学者考证，北匈奴残部一路向西溃逃、迁移、侵略，经历了一两百年之久，进入了欧洲，把欧洲搅得天翻地覆。他们先是侵占日耳曼蛮族的土地，日耳曼蛮族被驱赶继续向西向南，一部分(盎格鲁- 撒克逊人)征服了英格兰当地人，演变成日后的英国;一部分进入罗马帝国腹心，并最终蚕食掉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剩余的东半部分，被称为东罗马帝国。匈奴人在欧洲历史书中被称为匈人(Huns)，他们在匈牙利草原逐渐定居，最著名的领袖是匈奴王阿提拉(Attila)。匈人与马扎尔人混血后，变成今天的匈牙利人。上述过程历时数百年。
  
  　　隋唐时，中国大破突厥，突厥西遁，杀入东罗马帝国腹心之地，建立土耳其(Turkey，即突厥音译)，突厥人后来攻破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陷落。上述过程亦历时数百年。
  
  　　东汉具有崇高的国际威望，被周边的朝鲜(高句丽、百济)，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多个国家尊为宗主国。在日本列岛上，东汉时有一百多个小国。公元57 年，日本国王遣使入汉都洛阳进贡，愿为汉臣藩，求汉皇赐名。汉以其人矮，遂赐“倭国”。其王又求汉皇赐封，光武帝又赐其为“倭奴王”，并赐封“汉倭奴国王印”金印(《后汉书·东夷列传》)。这颗金印已于1784 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成了日本国宝，现藏于福冈市博物馆。
  
  　　…… ……
  
  　　隋唐轶事：李氏家族的非同寻常及李唐血统之谜
  
  　　隋末，全国陷于四分五裂。中原有李渊、李密、杜伏威、窦建德、王世充等数支势力相互竞争;塞北，突厥虎视眈眈，时有南下之意。20 年的动乱之后，黄河下游已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人口由4500 万锐减到1000 多万。
  
  　　公元618 年，隋旧将李渊袭据长安，称帝建唐。此后，经过数次兼并战，中原大小势力全都荡平。
  
  　　李氏这一支，也不简单。李渊的爷爷名叫李虎，是杨忠的同事。一次随宇文泰检阅军队，忽然有豹子跳出，李虎立即上前一棍打折了豹子的前腿，豹子疼得在地上打滚，但仍张牙舞爪，士卒不敢上前。李虎见势一跃骑上豹子，右手摁住顶瓜皮，左手挥拳做武松状，还笑问宇文泰：丞相，你要死的还是要活的?
  
  　　杨李两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不仅先世同为关陇军人集团重要成员，而且还有姻亲关系(李渊之母是杨坚的独孤皇后的姐姐，李渊也就是杨坚的外甥，与杨广互为表兄弟。李世民娶了杨广的女儿，也算得上是杨广的女婿)。所以隋唐的改朝换代可以看作同一集团内部权力交接，只是政权换了姓而已。
  
  　　易代之际风云变幻，《隋唐演义》等评书小说已经充分展现了这段历史的精彩，只是这些演义小说戏说成分很大，不能全当做信史来看。如李元霸，传为隋唐第一英雄，善使双锤，力大无比，其实是演义里虚构。其原形为李玄霸(唐高祖李渊第三子)，16 岁就早逝。还有“四猛十三杰”的传说，也属杜撰。
  
  　　而李渊这个人，历史上面貌一直都很模糊，似乎有点庸庸碌碌。其实李渊绝不庸碌。当年周武帝外甥女窦姑娘出嫁，采取比武招亲的方式：在门屏上画两只孔雀，谁若是双箭射中孔雀眼睛，便中头彩。众多考生中，只有李渊以神射技法抱得美人归，这便是“雀屏中选”的故事。
  
  　　隋末动乱，民间谣传“李氏当兴”，炀帝于是对李姓大臣加以迫害，对李渊亦不断派人监视。老李也十分狡猾，故作沉沦并申请外派，终于躲过一劫。
  
  　　新旧唐书等正史，一会儿说高祖李渊庸碌无为，一会儿又赞他智勇兼备，自相矛盾。为什么会如此呢?原来是历史底稿遭篡改。太宗李世民上台本是抢班夺权，为构建自己继位的合法性，遂经常“照顾”史官的工作，如干预起居注的修纂。在塑造自己形象时，有时需要贬低老父，所以，李渊的形象便被歪曲。
  
  　　真实的高祖李渊，颇有雄才伟略，起兵之时，温大雅在其幕府担任机要秘书，亲历这段历史，此后著成《大唐创业起居注》，这才是更可靠的史料。
  
  　　同样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还有李氏的血统问题——他们是不是胡人?
  
  　　据陈寅恪考证，“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居，乃一较晚之事实也”。李氏先祖确为汉人，但发迹后多次与鲜卑贵族通婚(太宗祖母独孤氏是鲜卑化的匈奴人，母窦氏出自鲜卑乞豆陵氏)，故唐朝皇帝身上带有一些鲜卑血统是无疑的。
  
  　　…… ……
  
  　　明朝开篇：恢复中华
  
  　　如果现代人穿越到朱元璋的成长环境，多半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1328 年， 朱重八出生在安徽濠州(今凤阳)的一户贫苦家庭。20 岁之前，他一直在贫困和死亡线上挣扎。他曾给地主放牛，并在皇觉寺当过杂役僧。皇觉寺破产解散，他托钵四处乞讨。朱重八还在少年时，他的家人基本都已饿死或者病死。
  
  　　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星火燎原，儿时的小伙伴汤和写信给朱重八，叫他一起入伙。25 岁的朱重八收到信后，坐卧不安，又怕被人告发，又怕错失发展机会。他于是找朋友商量，又去求神问卦，最终下定决心，投奔到濠州红巾军郭子兴的麾下，成了一名士兵。朱重八很快脱颖而出，并改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朱元璋。郭子兴死后，朱元璋便逐渐掌握了这支军队。1356 年，朱元璋攻占集庆(今南京)， 改名应天府，并在此建立江南行省，拥兵十万。
  
  　　此时，有数股反元力量，相互构成威胁：北有刘福通、西有陈友谅、东有张士诚。这些人的心思和理想各不相同，只有朱元璋的想法非常明确：他在研究刘邦、李世民、赵匡胤等人的往事。显然，朱元璋意在荡平四方、统一天下。
  
  　　陈友谅是一支劲敌，朱元璋诡计与苦战并用，花费了四年时间，终于摧毁陈友谅部。之后，朱元璋又派遣徐达、常遇春等一路攻击前进，直取张士诚的都城平江(苏州)。张士诚年轻时也算是一代豪杰，称王后早把奢华享受当做人生首要目的，这时已经腐化得不像样了。张士诚战败之后，被擒至南京诛杀。
  
  　　随后，朱元璋又于1367 年冬和1368 年，相继消灭了浙东方国珍、福建陈友定、两广何真的势力。
  
  　　到此时，南方大局已定。至正二十七年(1367 年)十月，他又派徐达、常遇春率军25 万，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为口号，挥师北伐，向元大都(今北京)发起攻击。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攻克山东、河南、直隶等地，最终在洪武元年(1368 年)八月初二攻入大都， 残余政府向漠北逃窜，元朝灭亡。
  
  　　洪武元年(1368 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以此为都，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明朝拉开了帷幕。
  
  　　明朝恢复了华夏文明、承接了自古以来的道统秩序，被认为是正统的回归。例如明朝中期内阁大学士、被历史学家钱穆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人物”的邱?F就曾赞美道：“幽燕沦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八年，中原变为夷狄者二百四十一年，至是复归于中国，治教于是乎大明，彝伦于是乎复古。”因此，即便到了后期，皇帝的工作十分荒废， 中枢决策系统有时处于半瘫痪状态，明朝政权也没有出现合法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