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为中国近代最早出版的一部系统的中国佛教通史，内容简要系统，不乏卓识，语言畅达，不失曲致风趣，堪称经典。是了解中国佛教史的基本读物。
  　　其自撰的清代至民国时期佛教简史部分，“缕析各宗代表人物、流行情况和特点，对近代佛教史之研究有草创之功”。
  内容推荐
  
  　　此书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教育家、佛教家蒋维乔在日本学者境野哲先生《支那佛教史纲》基础上撰写的著作，对民国以后的中国佛教研究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不失为一本了解中国佛教历史的基本读物。
  　　特点为简要系统，不乏卓识；语言畅达，不失曲雅风趣；资料丰富，存厥存疑。不无为国人的佛教研究开辟道路之意。
  作者简介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江苏武进（今常州）人。著名教育家、哲学家、佛学家、养生家。青少年时，因主张“不主故常，而唯其是从之”而自号因是子。历任民国教育部秘书长、南京东南大学校长、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及中文系主任、教务长等职。自1917年起潜心学佛，著有《中国佛教史》、《佛学概论》、《佛学纲要》等。
  目录
  
  卷 一
  　第一章　佛教东传之期
  　第二章　佛经传译之初期
  　第三章　四大翻译
  　第四章 南地佛教之中心
  　第五章 佛教之弘传与道教
  　第六章 隋唐以前之二大系统（一）
  　第七章 隋唐以前之二大系统（二）
  　第八章 禅之由来
  卷二
  　第九章 极乐往生与兜率往生
  　第十章 天台宗之起源及其开创
  　第十一章 嘉祥之三论宗
  　第十二章 造像与石经
  　第十三章 会昌以前之佛教概说
  　第十四章 唐之诸宗
  卷三
  　第十五章 华天之再兴唐武周世之破佛
  　第十六章 宋以后之佛教
  卷四
  　第十七章 近世之佛教
  　第十八章 近世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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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 言
  　　一切学问，均有学理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二种，于佛教何独不然。然我国佛教，自汉代输入以来，于教理方面，特别发达，且有潜心冥悟，融合西来之义谛，独自成宗者，如天台、华严是也。至于历史，则数千年来，事实复杂，向无有系统之典籍，可供参考；欲从而研究之，正如暗中索物，不易获得。此其故，由佛教徒缺乏历史观念，在印度已然，我国人亦承受其影响也。虽然，研求教理，若有历史为依据，则所得结果，必益精确。是则历史之研究，实足为教理之辅助，岂可忽哉?余夙有志于此，又自审学识谫陋，未敢率尔操觚，乃借资于东籍，竭年余心力，以成此书。实未能自信为完善，读者以筚路褴褛视之可也。
  　　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蒋维乔序
  　　卷 一
  　　第一章　佛教东传之期
  　　我国人知有佛教，远在汉初；但就历史上显著之事实言，遂相传后汉明帝时，始入中国耳。明帝永平十年（西纪六七），佛教入中国，事详《汉法本内传》。此传作于何代，无可征考。据《续集古今佛道论衡》，此传凡五卷。曰《明帝求法品》，曰《请法师立寺品》，曰《与诸道士比较度脱品》，曰《明帝大臣等称扬品》，曰《广通流布品》是。其第三卷，栽在《续佛道论衡》。就各卷标题，及其大体而论，似在佛教传来后，摹拟佛经体裁之作。《大唐内典录》，谓为佛法初来时所作，未可尽信。今据《汉法本内传》、《高僧传》、《僧史略》等书，并详加参证，以示佛教初传时之状态。
  　　史称：永平三年，明帝夜梦金人，身长丈六，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询群臣，傅毅始以天竺之佛对。帝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使天竺，写浮屠遗范。乃与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愔之还，以白马负经而至。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以居二僧。中国有僧寺自此始。《高僧传》，则谓此寺原名招提寺，后改白马，其言曰：“相传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毁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所谓外国国王，应是五胡乱华时之国王；但其姓氏不可确知。《法本内传》有白马、兴圣二寺。故白马寺建于何代，尚须研究。
  　　《汉法本内传》称迦叶摩腾、竺法兰抵洛阳后，五岳十八山道士，于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上奏，请与佛僧论理角法。明帝遣尚书令宋庠，传谕道释两派，斗法白马寺。而南岳褚善信、华岳刘正念、恒岳桓文度、岱岳焦得心、嵩岳吕惠通以下六百九十道士，筑三坛于寺之南门外；西坛安置符篆书，中坛安置黄老等书，东坛列祭器食物，祈祷诸神。佛僧则于道路西侧，安置佛舍利经像。已而道众宣言，纵火焚坛，不燃圣典。讵知火发，悉归灰烬。佛则舍利放五色光，飞舞空中。迦叶摩腾，亦飞升天际；现诸神怪。观者叹服。自吕惠通以下诸人，暨内宫妇女二百三十人，一时皆愿出家。朝廷敕所司建十寺；以七寺为僧寺，三寺为尼寺。僧寺建于洛阳城外，尼寺建于洛阳城内。而南岳道士费叔才，以法力不及佛僧，愧愤而死。然其说均未可确信。
  　　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华后，所译经典，载在经录者，除《四十二章经》外，尚有《佛本行经》五卷、《十地断结经》四卷、《二百六十戒合异》二卷、《法海藏经》一卷、《佛本生经》一卷。惟《四十二章经》尚存，且最有名；其体颇似老子《道德经》。或谓“此经本是天竺经抄，元出。大部；撮引要者；似《孝经》十八章”。相传此经译成，朝廷藏之石室，后始流传。《高僧传》称：“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室中。”兰台者，后汉禁中藏书府也。至《汉法本内传》所载佛教东渐说；仅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来华事实足采。盖自二人来后，讫桓帝时安世高、支娄迦谶来华之前，八十年间，中国史乘，无一言涉及佛教者。故虽谓《中国佛教史》，断自安世高、支娄迦谶始，亦无不可。当摩腾法兰之来，朝廷加以宠异，后世传说遂歧。我国人之知有佛教，为时更古，不始于汉。迦叶摩腾等之来，仅可谓为天竺人来华之始。至于确定佛教之传来期，应自安世高、支娄迦谶始。
  　　上言摩腾法兰未来以前，我国人已知有佛教；兹引诸书，证之于下：
  　　（一）列子：“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此孔子暗示释尊之教化，与儒教不相歧之证也。
  　　（二）朱士行经录：“秦王政四年。秦王政后灭六国，即皇帝位，是谓始皇帝。王之四年，乃即皇帝位前二十二年。西域沙门室利房一作释利防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王怪其状，捕之系狱，旋放逐国外。”
  　　（三）《魏书?释老志》：“释氏之学，闻于前汉。武帝元狩中，霍去病获昆邪王及金人，率长丈余；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此金人长丈余者，或系指佛像而言。
  　　（四）《释老志》：续前文“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云：‘身毒国有浮图之教。’”此明示佛教流行中国之事实。浮图，即佛陀也。
  　　（五）梁阮孝绪《七录序》：“成帝时，刘向检校秘书，编定目录，其中已有佛经。盖秦政既设挟书之禁，令民间不得藏书。惠帝始除此律，稍稍搜集天下书籍。成帝之世，命陈农广求遗书，使刘向父子雠校。向亡，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佛祖统记》引刘向《列仙传》曰：“吾搜检藏书，缅寻太史，撰《列仙图》。自黄帝以下，迄至于今，得仙道者七百余人。检定虚实，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余人，已见佛经矣。”据此足为向校书时，已有佛经之证。
  　　（六）《释老志》：“哀帝元寿中，景宪受大月氐王口授《浮图经》。”考元寿元年，距武帝时八十年，在迦叶摩腾、竺法兰来中土前六十余年。
  　　以上所载，《列子》之文，或后人所伪托。此外如《广弘明集》，引《老子西升经》：“符子云：‘老子先师，名释迦文。’”《佛祖统记》、《周书异记》、《天人感通传》，俱谓周代已知有佛教，恐系后人揣测之言，悉不足据。
  　　朱士行《经录》，谓秦处中国极西，为西域来中国者必经之道。以其时考之，适值印度阿输迦王在位之年。其派遣传道师来华，虽属意中事，然亦不过拟议之辞，未可尽信。朱士行详细情形，另于后章述之。但就古经录而言，不足征信之处尚多。例如《开元录》卷十、《贞元录》卷十八载释利防所卖《古经录》一卷，刘向校书时《旧经录》一卷，迦叶摩腾汉时《佛经目录》一卷，其次序朱士行《汉录》一卷。是朱士行前，已有经录，确无可疑。故朱士行经录，未可重视。
  　　《魏书》所载，可称实录。武帝遣张骞使月氐，说夹击匈奴，虽不成；然骞知月氐之南有身毒国，观其后谋由蜀赴身毒国赴滇越事可知。其所载景宪事亦足据。盖此时佛教，当已盛行月氐也。但武帝降昆邪王得佛像事，尚须考证。当是时，佛教虽已盛行印度北方，然昆邪王地邻高昌，即今之甘肃。距印度远甚。佛教势力，似尚未能及此。或谓此非佛教，系在西域所行之他教。
  　　刘向《列仙传》，载黄帝以来得仙道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余人见于佛经。所谓汉以前列仙七十余名见于佛经者，初不明为何事。而《统记》称今书肆板行者即指《列仙传》，乃云七十四人，已在仙经。盖是道流擅改之耳。由此观之，或系引文之误。如曰黄帝以来得仙道而名列仙经者七十四人，则其说较妥矣。
  　　要之，我国知有佛教，应在武帝通西域后。至明帝时，天竺人来华，朝廷尊之。遂视为异闻，而传播于后世。实则中国佛教史，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时为始也。